用土地与财政兜底来化解一代民工养老危机

从上世纪80年代算起，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里打拼、挣扎，已有30余载了，绝大部分人成为“50后”老龄员工。可是，这个庞大的群体，尽管从事的是维持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底层职业，但随着退休年龄的来临，却很难获得一份安度晚年的养老金。

或许有人会讲，国家层面早已出台了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政策规定，进城务工人员完全可以自行参保。只要连续缴费满15年的，均可以在退休后领取一定数额的养老金。而且，去年年底，《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我国职工养老保险、新农保以及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将实现衔接转换。这意味着，农民工养老在制度上的各种路障，已基本被铲平。

然而，从现实来看，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养老保险情况不容乐观。第一代农民工文化层次低，年龄偏大，工作多选择一些出苦力、多挣钱的岗位。每天忙于生计，很少有时间与精力去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更何况，相当数量的一代农民工职业变换频繁。以建筑工人为例，今天在这，明天保不准又辗转另一个地方打工，其服务的企业、生活的社区都难免会发生变化。而社保所强调的连续性、稳定性均成为农民工参保的棘手难题。

也正因为如此，在农民工聚集的广东省，从上世纪90年代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以来，到现在拿到退休金的农民工仅800多人，相对2600万在粤农民工的庞大数量，可以忽略不计。截止2011年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641万人，而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亿5278万人。如此低的参保比例，也间接印证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面对3600万首代农民工，无论从农民工自身利益出发，还是从国家未来的养老安全考量，都应采取非常规措施，来破解一代农民工养老困局。

中央1号文件要求全国在五年内完成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而土地确权就可以土地流转，农民可以获取一定的租金性质的收益作为养老的保障。倘若租金收益不能完全满足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需要，可由土地承包经营方、个人和国家共同出资建立首代农民工养老基金，由统一的机构管理，农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按时足额发放给农民。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养老危机，还可以通过国家财政兜底的方式，每年按一定比例直接拨付。具体讲，倘若为3600万第一代农民工提供普惠制的退休制度，养老金的发放标准按照地区发达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大致为每月100元至300元，全国大约需要700多亿元，相当于一年全国11.7万亿的财政收入的0.0059%，以中国现有的财政实力，完全有能力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