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他的病情在这年6月加重，7月，中央决定对丧事预作准备，指定专人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本文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过程。
1976年7月下旬，汪东兴打电话急促地对时任办公厅秘书周启才说：“老周，你，并通知李鑫（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马上到怀仁堂正厅等候，中央有紧急重要任务交你们办。”周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李鑫，不到一刻钟，他们来到怀仁堂。只见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姚文元，正一前一后，脚步匆匆地向正厅走来。进入正厅，他们站在那里，没有落座。
纪登奎神色凝重，面带哀伤地对大家说：“中央领导同志派我们来向你们传达一项紧急重要任务，目前毛主席病情危重，医疗组的专家们精心全力治疗，但从病情发展看，不幸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中央决定，丧事要预作准备，指定由你们二人负责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此事保密性很强，时间要求紧迫，你们要尽快完成，保证中央使用。”说完，他们转身急匆匆离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任务，在座的惊愕万分，一时不知所措，竟不约而同失声哭起来。不一会儿，汪东兴的秘书打来电话说：“东兴同志指示你们就在怀仁堂正厅办公，这里环境安静，也有利保密，生活问题已布置警卫局服务科操办。”在稳定了情绪后，周启才等先起草了讣告文稿，而后草拟了悼词文稿。因两个文稿是在毛主席在世的情况下起草的，文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起草任务完成后，他们打电话报告了汪东兴。汪听后说：“两件文稿，由周启才亲自加封，亲自保管，暂不上报中央，什么时候上报，待命。”为了保密安全，周启才回到办公室，密封好两件文稿，锁在他专用的保险柜里。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逝世。清晨5时10分左右，汪东兴同志打电话到周的办公室，让周带上两件封存的文稿速到主席住地会议厅来，并通知李鑫也来。周启才急速打开保险柜，取出封存的文稿，下楼直奔毛主席住地会议厅。半路上看到汪东兴正在毛主席住地外边马路上来回踱步，不时地朝周来的方向看。他在急切地等着他们。汪对周启才说：“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两点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开到五点。江青在会上捣乱，干扰会议议程。现在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你赶快进去。”
秘书周启才急步走进主席住地会议厅，厅内灯光暗淡，一片沉寂。周走到第一副主席华国锋面前，把密封的文稿放在他座位的茶几上。他示意周坐在他左后方的沙发椅上，并把文稿启封。
这时，江青从会议厅大门进来，她边走边叫：“我还是要求政治局讨论邓小平的问题，今天会上要作出决定，要把他开除党籍。”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会上无人吭声。华国锋端视着江青，当江青走到她的座位坐下后，华国锋拿起茶几上的两份文稿，环视了一下会场，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悼词文稿也过一遍，不讨论，会后印发给大家，另择时间开会商定。” 华指示周启才把讣告文稿在会上读一下。讣告文稿定名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周启才以较慢的速度读完后，华国锋说：“大家看有没有原则性修改或补充意见？有，请提出来讨论；如没有，我意先送中办秘书局印刷厂加急排印，印出清样，人手一份，我们再仔细推敲定稿。” 最后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决定9月9日下午4时对国内外广播。
9月16日下午3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开会，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研究商定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 下午两点多，汪东兴把周启才再次叫到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临时办公室，对他说：“有两件事你代我报告国锋同志：一是，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去参加，我要在这里保护毛主席的遗体，你替我向国锋同志请假。二是，悼词文稿我看过三遍，认为基本可用。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
下午2点50分左右，华国锋到达会场。周启才向他报告了汪东兴请假和对悼词文稿的意见。华听后很赞同汪东兴的建议，并让周开会时传达一下汪的意见。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陆续到达会场，最后来的是江青。 下午3时整，华国锋宣布开会。周启才转达了汪东兴同志的两点意见后，华国锋表态赞成。 接着，叶剑英和李先念也发言表示赞成。除了“四人帮”，所有到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态同意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当时坐在一起的“四人帮”个个沉默不语，既没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 华国锋指着姚文元说：“没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把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加到悼词的适当地方。”修改后的悼词文稿经华国锋审阅并读给大家听后，政治局通过了这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反映当时政治背景的悼词。 这次会议还一致同意毛主席的追悼大会由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主持，并对大会程序作了详细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