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共产党的历史上，蔡孝乾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早年参加台共，当选中央常委。曾参加过中央红军的长征，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他奉命潜返台湾，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初期，蔡孝乾被捕叛变，出卖了台共组织，最终导致整个台共组织被侦破。蔡孝乾变节后长期在国民党保密局从事“匪情研究”，被授少将军衔。他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其经历至今令人感叹。

　　【走完长征路的唯一一个“台共”】

　蔡孝乾1908年出生于台湾彰化县花坛乡，6岁进入彰化公学校（台湾人子弟小学）。当时日本统治者强行在台湾学生中推行日语教育，蔡孝乾在公学校学的是所谓的“国语”，即日语。1922年毕业后，留校任代教员一年。1924年春，蔡孝乾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由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创办。瞿秋白、施存统、彭述之等著名共产党人曾担任系主任，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任弼时、董亦湘、李汉俊等人担任教员。上海大学学生在瞿秋白等教师的影响下，特别重视社团活动。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蔡孝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活动产生浓厚兴趣，迅速成为台湾左翼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他积极参与组建各类学生团体，参加各种反对帝国主义和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

　1927年7月，共产国际通过布哈林起草的“有关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被日本共产党当即采用为党之纲领。其中第十三项“殖民地的完全独立”中，将朝鲜、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列为日本共产党的重要使命。1928年4月15日，在中共中央的帮助下，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等7人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了台籍共产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台共（当时称“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彭荣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并领导这一重要会议，有研究者认为，这个“彭荣”就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的化名。4月18日，林木顺、林日高和蔡孝乾三人当选为台湾共产党中央常委，蔡孝乾负责宣传工作。

　台共成立后，加强了对工人和农民的组织与领导。童养媳出身的谢雪红在冲破封建罗网之后，也加入了这个团体。由于台共的艰苦努力，各方面工作都有了很大成就。但是台共内部矛盾重重。1928年4月25日，谢雪红在上海法租界被驻沪日本总领事馆警察逮捕，押回台湾，6月初被释放。为躲避日本警察的逮捕，1928年8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蔡孝乾与其他几名台共干部秘密乘船离台，来到福建漳州，在石码中学、龙溪女中任教。为了生活，蔡孝乾还当过短时期的公路工程处临时职员。他与中共组织只有横的联系，在工作上直接受设在上海的台共总部领导。

　1932年4月20日，红一军团东征进入漳州城。4月24日，两年前曾以“巡视员”身份和蔡孝乾联系过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委员”李文堂找到蔡孝乾。李文堂是海南岛人，海员出身，曾参加过1924年省港大罢工。他来找蔡孝乾，邀蔡到中央苏区工作。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接见了蔡孝乾，对他说：“欢迎你到红军中来工作。我们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需要文化工作者。苏区物质条件差，生活苦，只要能吃点苦，工作是愉快的。”罗荣桓接着告诉蔡，军团政治部编印的一种刊物《红色战士报》，原来由他自己主编，现在要交给蔡负责主编。在罗荣桓的安排下，蔡孝乾进入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化名“蔡乾”。因工作上的关系，蔡孝乾开始和萧华、舒同有所接触。蔡孝乾还对“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有很好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胡底可称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以前在上海从事‘左联’戏剧活动。进入苏区后，红军中的戏剧活动都由他领导。”多年后，蔡孝乾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占领漳州，带给我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这不仅是属于实际生活方面的，而且也是属于意识观念方面的。从那天起，我就成为所谓‘红色战士’的一员了。”

　1932年6月中旬，蔡孝乾等人抵达长汀。当时长汀是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离瑞金仅60华里。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的任弼时曾任上海大学俄文教授，给蔡孝乾上过课，有师生之情。到长汀后第三天的清晨，周恩来拿出两本日文书给蔡孝乾看：一本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另一本是当时日共领导人佐野学的著作《国家论》，这是一本佐野学对列宁著作进行通俗阐释的书。周恩来请蔡孝乾先把列宁著作译出，蔡孝乾感到为难，因为身边没有日文辞典。周恩来说，到了瑞金叶坪中央教育部可借，那边正筹建中央图书馆，有大批日文书刚从漳州运来。蔡孝乾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在前往江西瑞金的路上，蔡孝乾等人遇见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毛泽民见蔡孝乾等人走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便叫蔡孝乾等人轮流骑他的马。1932年6月23日，中央苏区召开“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蔡孝乾被选为总同盟主任，张华为总同盟组织部部长，张爱萍为总同盟宣传部部长，邓颖超等35人为执行委员。毛泽东的二弟毛泽覃这时也在“反帝总同盟”工作，蔡孝乾和毛泽覃经常聊到深夜。

　蔡孝乾在中央苏区工作两年多，接触过不少党政军领导人，如周恩来、项英、毛泽东、刘伯承等。在回忆录中，蔡孝乾对当时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查田运动、扩红运动、财经运动、劳动政策、文教工作、肃反工作、合作化运动，以亲身经历与历史相结合，写出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34年10月，蔡孝乾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穿越草地是长征最为艰苦的阶段之一，党和红军干部在途中大量死亡。凭着毅力，蔡孝乾追随大部队，完成长征壮举，到达陕北。蔡孝乾由此成为唯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台共干部——这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本。长征途中，他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培养出革命感情，为其后来成为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埋下伏笔。

　蔡孝乾后来曾回忆他随叶剑英指挥的中央纵队长征的情况。他亲眼目睹了红军惨烈的渡湘江战役：“伤员一抬一抬的被送到后面去……到这个时候为止，红五师已经有一个师参谋长、两个团长、一个团政委相继阵亡了，另有两个团长和一个团政委受伤了，连、营级干部的伤亡更多……”

　1937年抗战爆发后，蔡孝乾随八路军总部赴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至1939年），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战斗在太行山前线，对日军和汪伪军队进行心战工作。后因前线形势严重，在党中央“保存干部”的政策下，蔡孝乾被调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