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研究生考试的成绩陆续公布。在这入学的季节，一封北大研究生杨恒明的“退学信”引发轩然大波，声明称，“如果这样毫无意义的苦力劳动也好意思号称‘科研’，本人的确没有必要参加也不可能参加。本人以4年宝贵青春的牺牲换取这一人生最大的教训，并借此警示师弟师妹，不要重蹈本人覆辙。”

杨的困境是理想与现实的困境。例如他说，“这种工作对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的硕士研究生，几近于一种侮辱”。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在杨看来，这么个机械的科研侮辱了他的智商，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生应该是奔着科学家的桂冠而来，现实是，他却成为攥在导师手里的高级打工仔。

老师成了老板，学生成了学徒，这在当下大学绝不是个案。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生产关系的变化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师生之间传道授业解惑的关系，成为了雇佣被雇佣的关系，甚至剥削被剥削的关系，自然会制造“吾爱吾师”与“吾更爱真理”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矛盾。

其实杨同学的导师同样是受害者，师生关系异化的病灶在于科研体系——这一生产关系的异化。学生自嘲为包身工，导师何尝不也是科研苦力？通行的规则是，拿不到课题就下岗，至少被边缘化。吉林大学45名博导因为少有课题被下岗即是前车之鉴。课题争夺战的惨烈逼着导师不能不做包工头，学生成了泥瓦匠。至于老板是谁呢？自然是掌管课题的教育部门。衡量课题项目的标准是数量而非质量，是数据和表格而非同行评议，量化的科研环境不能不功利……也就是说，如果科研体系很像一个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织的高速运转的商业机器，教育管理部门、教师与学生就是大大小小的齿轮，他们之间的纽带只能是项目与项目的对接，老板与工人的交易。

生产关系异化自然生出“钱学森之问”。老板、包工头与包身工都以利润为目标，不再以科学作为理想，何来大师，只有大贾。如王国维所言，自古以来，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导师要变得可爱些，需要科研体系先变得可爱点。在科学的伊甸园里，留一份理想主义的可爱，而不是一味地把量化的“可信”变成科研发展的皮鞭。学生多点独立之精神，导师多点自由之思想，大学少点功利的取向，何来当下科研如此不堪？钱学森之问的背后也是王国维之问。（付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