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一个半月，“12·31”山西苯胺泄漏即“长治水污染”事件的处理结果，终于出来了。看标题似乎很解气：“查明苯胺泄漏事件直接原因 共38人受到处理”。涉事的潞安集团，以及长治市政府被责令作出深刻检查；环境监测也显示，污染河域地表水源趋于稳定，达到饮用水标准限值。总体来看，善后工作有条不紊，渐趋正规。

但是，你只要抬头看看头顶那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雾霾天，再低头想想眼下闹得沸沸扬扬的地下水污染事件，就不能乐观地以为，“事后灭火式”集中处理一些责任人，一起恶性污染事件，就能画上圆满句号。

事后问责，哪怕看起来再雷厉风行，也远不是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求一个碧水蓝天的和谐宜居的生存环境。可是，“长治污染，邯郸停水”；一河有恙，三省惊惶，出现恶性污染事故，责任方首先想到的不是紧急补救而是瞒报卸责，不是信息共享，三省联动，而是任由污染不可收拾之后，才被迫联手收拾残局。这样的公共环保运行机制，显然是不容乐观的。

即便是长治问责之后，环保方面未竟之问，还有很多。首先当然是问责力度，到底是真具惩戒震慑效应，还是迫于舆论事出无奈的“例行敷衍”？此问，并不多余。毕竟，污染发生后，长治方面留下的并非一个“信息公开权威公信、补救行动及时有力”的积极身影，而是谎报瞒报拖延长达数日的“迟钝麻木不作为”的印象。

事后第7天，才正式承认迟报，并道歉。连用三个“没想到”来解释未及时上报省的原因。但这绝非事后一句“严重性认识不足”就可轻飘飘带过的。作为负有重大领导责任的行政长官，在这种可能危及多省成百上千万民众健康权的公共问题上，任何的非主观故意的错误决策，都不啻为犯罪。而此事曝光路径，竟还是从河北邯郸污染倒查入山西的。本该是与时间赛跑的治污黄金时间，就在某些心存侥幸的拖延中溜走，最后导致治污成本、难度以及污染风险的成倍增大。

更大问题，或还不在于紧急应对是否失误。而是位于三省共享重要河流上游的化工集团，本应保存严密的危化品怎就能直排入河？

违规操作导致进料管道金属软管破裂，哪怕其有质量问题，都非主要问题，最关键的是最初化工厂选址建设有无通过严格环评？长治对其的环保监测，是否长期睁只眼闭只眼，不出问题更好，出问题也是先保企业而后治污？这不是臆测，事故后长治官方态度，以及其他一些环保事件中，地方对纳税（也是污染）大户的悉心照料，都可找到参照影子。

仅这次事故，都还有不少疑问待解：投巨资建的在线监控为何失灵？最初泄露量是否谎报？除苯胺是否还有其他污染源？多省联动环保应急长效机制何时能真正建立？重经济轻环保的思路何时摈除？恶性污染事件问责力度是否多是礼节性“例行处分”……

这一系列问题不回答清楚，一次处理问责，也未必能永保一方环境的长治久安。十八大以来，中央系列整顿吏治的铁拳行动，再次点燃民众监督激情。日前媒体盘点“反腐新政”期间，查处的厅级以上高官名单，迅速成为热议焦点。透过这种舆情，也可看出民众对动真格的权力纠偏抱何等期望。在此背景下，长治问责承载的民意期许，显然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重。为这份沉甸甸的民意，也希望长治“治污风暴”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环境治理的价值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