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申报》一九二八年五月二日第九版发了一条《湘粤赣会剿边境匪共》的消息，消息称：“二十六日南昌通信，共党首领毛泽东、朱德、洪钧、袁文才、王佐等，率领匪徒，串扰湘粤赣边境，经三省当局调派范石生、许克祥、吴尚、李朝芳、杨池生、杨如轩各师进剿，三省军力，约在十万以上。自会剿以来，业已数月，盘踞粤北赣西湘东湘南之匪共，均已次第剿平”。

消息所称的毛泽东、朱德是当时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部队的首领，袁文才和王佐则是井冈山的两个绿林头领，经过改编成为革命军的。而“洪钧”又是谁呢？而且此人位列袁文才、王佐之前，仅列朱德之后，想必应该是个大人物。然而，彻查当时各部的首领，并无此人，就连洪姓的排长以上的干部都没有。

既然没有这么一个人，那么人们自然就会想到，莫非“洪钧”是“红军”的谐音？国民党误将“红军”部队当成“洪钧”这么一个人了？

这样理解当然不错，不过纠结的是：在《申报》发布消息之时，并没有“红军”的称谓，红军的称谓最早出现在该年的六月份。权威认定的是，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的余部和湘南农军在井冈山的龙市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部队合编后，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于五月二十五日发布《中央通告第51号----军事工作大纲》，并明确指出：“可正式命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六月四日，《中央致朱德、毛泽东的信》中具体指出：“关于你们的军队，可以正式改成红军”。这样，第四军是最早被命名为红军的。

“洪钧”白纸黑字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而中共中央批复将朱、毛所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改成红军却是在六月份，这里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差。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工农革命军在此之前就已经非正式地使用了红军的称谓，或者是民众将工农革命军俗称红军。

作出这样的解释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所推行的模式来自前苏联，很多完全是照搬过来的，既然苏共称红军，中共的军队称红军非常自然；二是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３日江西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内称“江西政治局面。近来赣西朱毛红军已攻入…… 赣西红军占据永新、宁冈、遂川、万安”，两次出现“红军”的字样，写信的时间亦在中共中央五月二十五日发布的《中央通告第51号----军事工作大纲》之前；三是《中央通告第51号----军事工作大纲》中“可正式命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和对四军批复的“关于你们的军队可以正式改成红军”，都使用了“可以正式改成红军”的话语，说明在正式之前自然就有非正式的称谓；四是当时的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军人系红领带、戴红袖章，无论战斗还是行军，打的是红旗，开会则要求胸前系红带子，民众称之为红军属情理之中。早在1927年11月，共产党人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领导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两县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军称“农民自卫军”。在庆祝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之时，人们在黄安县衙大门贴上一副新对联：“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天白日，黑夜沉沉埋赤子；克复黄安城，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五是国民党一直将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称之为“赤匪”，赤即是红。在炎陵县水口浆村的墙头上，还可以看到当时国民党书写的“工农大众不要受赤匪的欺骗”、“赤匪不除，民众不能安居乐业”等标语。

国民党误将“红军”当“洪钧”，从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出其情报是何等的混乱，捕风可以捉影，指鹿为马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