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的烟花爆竹于2月5日在北京统一上市。

但一场空前的抵制烟花的风暴也已热浪扑面。

“除夕夜不放烟花会死啊？”

面对连续的雾霾天气，气愤的网友在愤怒地喊话。

一时间应者云集。

童话作家郑渊洁在微博上发起“春节期间遇雾霾空气污染禁放烟花”投票，有超1700人参与调查。数据显示，近85%的网友赞成“我同意遇污染天禁放烟花”，仅15%左右的网友表示“反对”。

当作家向公知迅速转型的时候，郑渊洁或许忘记了一点：烟花曾被禁过，后在文化人呼吁下，以民俗的名义重出江湖——他们的理由是：不放烟花不会死，但会不爽，而广大群众连过春节都不爽，显然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1994年，在京城春节上空飘荡了上千年的烟花，随着政府一纸禁令烟消云散。

北京市政府从1993年12月1日起，规定在城市中心的八个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违者要处以100元到2000元的罚款。随后，全国陆续采取禁放政策的城市共有２８２个。

这条禁令是顺应当时民意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八个城区近郊区人大、政府对８万多市民的调查统计，赞成禁放的占８４．６％，反对的占１３．２％，持保留态度的占２．２％。

禁令的理由和今天民众的呼吁别无二致：安全和环保以及高昂的社会管理成本。

但副作用是：北京人民必须忍受没有烟花爆竹带来的过年快乐喜悦氛围的骤然丧失。

另外，执行这项禁令的社会管理成本也相当惊人。

２０００年，北京春节期间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标准；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警达到３４起，并致伤２７５人，２人死亡。另外，违法贩运、销售烟花爆竹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于是，禁改限的呼声日益高涨。，到2004年已有１０５个城市解禁，其中包括上海、杭州等城市。

在海外，已经禁放３４年的新加坡今年１月３日起正式开禁。

北京当年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3%表示应该完全禁放，66%的人认为不应禁止，但应有所限制，11%的人认为应该完全放开。

2005年，北京市政府再度顺应民意，并以“执法成本很高、社会效果不好”为由，将严禁了12年的烟花放出管制牢笼，完成了一个充满黑色幽默的轮回。

今年禁放滔滔民意再度卷土重来，理由和1993年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是今年多了个PM2.5。

可以想见，随着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尤其是汽车时代全面来临，相对于1993年，即使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今日环境污染更加严峻，且在连续雾霾锁城之下，居民环保意识获得进一步提升。

禁掉烟花会带来多大程度的环境质量的改善，在各界尚有争论，尤其是当这个收益与群众过节付出的喜庆代价相比，会再度陷入一个让人无比纠结的权衡——连环保制度监管严苛的新加坡都最终选择了妥协。

而且再度禁放后，北京居民会不会在短暂的欢呼后，寂寞难耐下再度向往烟花满天、爆竹声声的热闹？随后“执法成本很高、社会效果不好”的呼声再起？毕竟，这个城市已经历一次从禁到限的轮回——且都是在顺应民意。

从治理大气污染的角度，禁放烟花不是遏制PM2.5的当务之急。

目前，北京大气污染的罪魁主要来自机动车排放、工业和建筑工地污染以及供暖的燃煤排放，而近期雾霾锁城，政府采取的短时治理方案都是污染工厂停工三成和公车停驶三成，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赢得掌声一片。

问题是：能不能将这些措施长期化、制度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政绩考核方式，为中国治理大气污染探索一个长效机制？

公众禁烟花的呼声再度升腾，只是一种渴望碧水蓝天、美丽中国心愿的呈现，但真正付诸实施，却需要认真考量各方利弊得失——民意应当尊重，但现代决策必须秉承理性、科学和有效的原则制定。

毕竟，任何一次朝令夕改都是政府公信力的透支，都会造成社会管理资源的无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