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新规出台后，截至1月28日，据统计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制定实施细则。地方此举被指“一刀切”，一些地方要求官员下乡调研“自带干粮和方便面”被指完全是形式化。

　　（1月31日《新京报》）

其实基层改作风也是个两难选择：不改吧，一些地方铺张浪费、繁文缛节的工作作风，确实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大改吧，动静大了，又会把自己逼到墙角，甚至伤筋动骨，还不免会有人问“早知今日、何必当初”？8项规定初衷良好、切中时弊，但真要兑现其价值旨归，恐怕不能一阵风或者一刀切。

有几个现象值得玩味：新规出台后，截至1月28日，据统计，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制定实施细则。在没有专门出台细则的省份，省委书记也要求落实中央8项规定。在中央8项规定基础上，地方党委政府出台的改作风规定，层层“加码”，提出更为严厉的要求。山东、新疆、云南、辽宁等地，将规定扩充为十条。西藏颁布“约法十章”。青海的9项规定，包括21条细则，浙江出台8个方面28条办法。上海除了制定30条落实中央8项规定的实施办法，还制定市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24条规则，内容涉及学习、会议、文件、活动、纪律等方面，通过54条规定落实中央精神。

这当然是好事。但在这种“自我加压”的形式比拼中，似乎已经有些“变味”的感觉。一是改作风的立意，在于权力恪守本位，而不是比“谁更抠、谁更惨”。正如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对省两会的一些做法赞不绝口后，对会场一律不摆花也“有点不同看法”，广州是“花城”，花市马上就要开始，不同地方养花成本迥异，低成本营造氛围有什么不可以呢？

二是改作风的底线，是不能影响正常的行政活动，如果只是为了漂亮而漂亮，恐怕改比不改的效果还要坏。比如，眼下各地的地方两会几乎都被称为“史上最短两会”。各自都在宣称“经费压缩30%，重要文稿、建议案篇幅压缩30%”云云。缩短两会会期，成了这些地方“精简会议”的最大“亮点”。正如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所言，会期缩短导致人大和政协的会议越来越形式化，功能不能体现，因为“人大和政协，主要就是靠会议来行使职权，民主深深嵌入于开会过程之中。预算报告都没来得及看懂的时候，匆忙讨论、匆匆散会，果真是公共利益之福？”

三是要求官员下乡调研“自带干粮和方便面”等规定，有赞有弹。有人说这规定能远离“剩”宴，也有人说“找个小餐馆很方便，也不用花很多钱，对身体也有好处”。一下子从鱼肉生涯回归到小米粥时代，也得考虑下胃的承受力吧。也许，今日形式上越是做到极致，越是令人对此前的权力生态生疑。

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多地为落实中央规定下发文件，就曾压缩会议，改进工作作风，并要求决不能“一阵风了事，风过又回潮”。眼下而言，改作风恐怕更要摒弃“赶时髦”的意识，少些一时头脑发热，多些制度安排，少些数字比拼，多些行政理性。形式上越是风生水起，恐怕越让人觉得程序安排上的不靠谱。譬如最该精简的会议，是“运动式行动的层层传达会”，最该节省的会期，是空洞乏味天花乱坠又游山玩水乐不思蜀的务虚会。作风问题的背后，是权力规范与“笼子”建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少摆几盆鲜花是没用的，公众早已“不畏‘鲜花’遮望眼”。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