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华阁

昭明井

中国各地以南山命名的风景名胜区约20余处，其中最具美誉者有陕西秦岭终南山、烟台龙口、海南三亚以及江苏镇江等。

南山之名多与长寿相关，不过镇江南山之名扬，却不缘起长寿口彩，招隐山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足以让它独享一份尊崇。

昭明太子读书台是招隐山重要景点。近年来，国内有不少地方都以“昭明太子读书台”为名开展宣传活动。湖北襄阳的地方媒体介绍说：据《襄阳府志》：“文选楼，梁昭明太子统建，……著文选于此。”襄阳文选楼，又云昭明楼、昭明台，唐宋元明清多次重建。安徽池州也宣传本地有“文选阁”：宋《舆地胜览》记“贵池之秀山又有梁昭明太子庙，有文选阁在殿之东”。清代《重修安徽通志》则记“文选阁在贵池县五里，久有梁昭明太子祠，后人因建此阁”。南京昭明太子读书台有多处：一在钟山北高峰上，七佛庵为萧统讲经处，庵后有太子岩，或曰统读书处；一在定林寺附近，昭明读书台在蒋山定林寺后北高峰上；一在湖熟镇东北角秦淮河边的梁台上。南京城内的玄武湖梁洲，也传说是昭明太子编选《文选》的地方。在句容茅山，也有梁昭明太子读书台的记载。《乾隆句容县志》称：梁昭明太子读书台在县东南四十里，昭明尝从陶隐居学，筑台于此，旧址尚存。还有江阴顾山、浙江天目山、常熟虞山等多处也有读书台之说。清人胡为和写《重建昭明读书台记》，对常熟和镇江的昭明读书台进行过描述。众多昭明太子遗迹的存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尊贤崇文的传统。

《昭明文选》一书虽未必成于镇江，

昭明太子曾在镇江读书选文却是无疑

虽然昭明太子的读书台众多，且各地都言之凿凿，但我以为《昭明文选》不可能在京城建康（南京）以外的任何地方写成。原因有二：一是萧统两岁立为太子，15岁“加元服”，开始理朝政。《梁书》载：“（太子）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太子明于庶事，纤毫必晓。”萧统以这样一种状态，长时间离开京城到各地读书、编书几乎没有可能性。二是随太子一同编纂文选的到洽、明山宾、徐陵等人不仅是文学大家，更是当朝重臣，不可能随太子“出京十年”，只为“摘编诗文”而远离朝政。实际上很多人还是南北对峙时的将帅，在梁朝与北魏的战争中屡屡带队出征。

成书于公元636年的《梁书》，是关于南北朝时期梁朝历史的权威著述，由唐代著名学者姚思廉接续其父姚察所撰写。姚察早在陈朝（公元557-589年）初年就受命参与梁朝历史的编撰，所以《梁书》对于梁朝的历史文化描述应该是最为新鲜，最为客观全面的。《梁书·列传》记：（昭明太子）所著文集二十卷，……文选三十卷。稍后（公元659年）唐代李延寿的《南史》，在卷五十三昭明太子列传有同样的描述。《梁书》《南史》，均未见《昭明文选》成于何时何地的确切记载。唐人《元和郡县图志》也只言招隐山为隐士“戴颙之所居也”。这些史籍都未有招隐山昭明太子读书的记述。

直到宋代，乐史在《太平寰宇记》（成书于983年）中记载：“昭明太子曾游此山读书，因名招隐山，今石案古迹犹存。又有古井，亦昭明太子所开云。”南宋陈泳在其花谱专著《全芳备祖》也记录了萧统在招隐寺内编纂《昭明文选》的史实：“招隐寺……方丈有阁，号招华，梁昭明选文于中。”

镇江府学教授、宋代大儒卢宪在《嘉定镇江志》中说：“招隐山在城西南七里，《元和郡县图志》：兽窟山，一名招隐山，即隐士戴颙所居也。《寰宇记》：梁昭明曾游此山读书，因名招隐山，今石案古迹犹存。戴颙碑在招隐，米芾崇宁甲申文。”元代侨居镇江的学者俞希鲁著《至顺镇江志》，其中记述：“禅隐寺，在招隐山，即宋戴颙隐居之地，梁昭明太子读书之所，有增华阁。”明代《山堂肆考》、清代《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中也有类似记载。

根据史学分类，《南史》《梁书》大抵归为正史，《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则基本属于信史，而《嘉定镇江志》《至顺镇江志》又是学人一致认可的比较有影响的方志，这些史实互为串联，基本上可以印证一个事实：虽然各种正史、信史都没有《昭明文选》成书于镇江的记载，但昭明太子在镇江南山招隐寺读书、选文，应该是确凿的。

当朝太子醉心选文，

亦是特殊历史环境使然

作为一个有治国安邦职责的当朝太子，萧统为什么把大把的精力消耗在文学事业上？《文选》一书又是在什么背景下完成的？

一是社会环境影响。汉魏以降，连年乱世，征战不已，人民流离，文人们普遍具有极大的政治热情，希望以文学的力量参与国家的治理。以曹氏三父子以及“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派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两晋南北朝时期从朝堂到民间，著书、编集蔚然成风，政治家酷爱文学，文人涉足政治，文人和政治的关系十分紧密，深深影响着萧梁王朝。昭明太子之父梁武帝萧衍就是一个十分喜爱文学之人，《南史·梁武帝本纪》说他“及登宝位，躬制赞、序、诏诰、铭、诔、说、箴、颂、笺、奏诸文，又百二十卷”。最具代表性的是编选《历代赋》十卷。有这样一位父亲，儿子们焉有不勤奋为文之理？萧统以及他的两个弟弟，后来的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等都喜爱文学。萧统以太子之尊主编《文选》也在情理之中。

二是政治斗争需要。曹植和曹丕的太子之争一直是文人议论的话题，《典论》的著述及传播对曹丕有着重要的意义。当萧统为太子时，便自比子桓(曹丕)，萧纲为晋安王，只能比为子建（曹植）。等到萧纲作了太子之后，他在《与湘东王书》中便以子桓自居，而称湘东王萧绎为子建了。如何体现自己与曹丕一般的著作等身？那就是编书。当时从太子到各个分封的诸王，都设府招引名士学者，编撰图籍。诸王编书，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萧统身为太子，理当作出表率，所以有了《昭明文选》。萧纲在做太子之后，也请太子舍人徐陵牵头编了一部诗集，名为《玉台新咏》。萧绎更是亲自写作《金楼子》一书，反对由学士代笔，“每至著述之间，不令宾客窥之”。

三是文学争论产物。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繁，但流派纷争。沈约等人注重诗歌的音韵，《梁书》说“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而与“新变”相对的是“通变”观，主要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主张“通变”，“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反对竞今疏古新奇之作。作为太子的萧统，选书原则是全面继承传统而又注重推崇创新。而萧纲集合了以徐陵为首的一批文人，在继承永明体的诗歌声律化传统基础上，更加“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开创了“宫体”，《玉台新咏》的编纂与《文选》具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不仅有文学流派的纷争，也有政治的考量。

《昭明文选》名重国史，也是世界文学史的重要作品

《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收录了起自先秦诸子迄于南朝梁时700多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萧统把天下文章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3大类，继而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38小类，这样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文学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在“以诗词歌赋为应试取士”的唐宋年代，《昭明文选》成了读书人学习诗赋的范本，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八记述：“（宋朝）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文选》成书之后，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文选》成书后很快受到文人的重视，研究文章体例的学者逐步形成了一个研究流派。唐代曹宪的《文选音义》和李善的《文选注》问世，兴起了“文选学”研究的高潮。尽管宋代王安石变法以后，注重以实用主义的新经学来考察文人的参政能力，《文选》不再成为士人的课本，但在历朝历代文人心中，《文选》的影响一直存在。

1897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是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以西方语言写成的中国文学史，它提及《昭明文选》时说：“萧统去世的前一年，他编就了《文选》，这是第一部公开出版了的收有大批作者代表作的文学选集。这部《文选》是按照不同种类的诗歌、碑文、祭文、墓志、序等名目编排的。”

还有一篇重要的《昭明文选》研究论文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海陶玮的《〈文选〉与文体理论》。他介绍了中国文学中文体论的发展简史，讨论了从《汉书·艺文志》到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集》的文体论发展情形。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语文系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康达维1970年便已开始翻译附有详细注解的英文本《昭明文选》。哥伦比亚大学华裔教授夏志清说：“……康达维教授……数十年的研究功力，集中了古今中外对《昭明文选》的研究之大成，其成就早已超越了当代中日有关专门学者。”这些都说明《昭明文选》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