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过草地（油画）。

战士们在进行整风学习。

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原因很复杂，但是归根到底，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曾经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 ”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想通过整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历程，经历了许多惨痛的教训。这就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氛围，而发动延安整风是他的一项重大举措。具体说来，延安整风的起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为纠正“左”倾教条主义

延安整风之前，中共党内曾经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

1931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把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副校长时的得意门生王明推上了台。在此之前，王明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一下子进了政治局，成了政治局委员。这一年王明只有27岁，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一位。米夫对王明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搞中国革命没有他是不行的。在这种情况下，王明自然就成了能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唯一代表，从而掌握了中央实权。

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经历了一次严重危机，几乎遭到灭顶之灾，那就是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幸好当时打入中统内部的钱壮飞及时把顾顺章叛变的情报通报给中央，周恩来马上组织中央转移。此后，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变节。这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发生，迫使上海中央采取紧急疏散措施，当时决定王明去莫斯科，周恩来去江西苏区。临走前，他们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来维持工作，主要由那些刚刚从苏联留学回国、顾顺章还不大认得的人组成，认为这样便于开展工作，其中为首的就是博古和张闻天。博古当时才24岁，从事实际工作经验很少，也不是中央委员，却一下子成了总负责，可以说是一步登天。而王明之所以选中博古，也主要是看中博古的思想跟他比较一致，能忠实地贯彻共产国际路线。

后来，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这个临时中央也很快移到中央苏区，从而使中央苏区也开始直接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这种危害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军事上实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国民党军队大打正规战、阵地战，搞“短促突击”，跟敌人拼消耗；二是在政治上实行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把所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都看成革命的敌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拒绝与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合作。这一系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红军被迫长征，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关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曾写了9篇笔记，有5万多字。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以临时中央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在这次会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毛泽东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毛泽东个人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毛泽东后来曾经回忆说：在此之前，“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与组织问题，并未触及思想上、政治上的问题。张闻天在代表中央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中仍然肯定地说：“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

此后，毛泽东曾经努力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他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只是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依旧根深蒂固，一些同志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因此会议没有就此作出结论。这件事让毛泽东认识到，只有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摆脱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为克服右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除了犯 “左”的错误之外，还犯过右的错误。

如前所述，王明最初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拒绝与任何党派开展合作。但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他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这个政策的转变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促进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所以在此问题上，王明是有功的，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毛泽东后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评价说：“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 ”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王明的所有这些主张都是建立在共产国际指示的基础上，几乎是亦步亦趋，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其实这也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

1937年11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回国了。他和陈云、康生一起乘坐苏联专机抵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还在机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题为《饮水思源》的讲话，把王明比喻为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是“喜从天降”，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应该说，毛泽东对王明回国是热烈欢迎的。

王明在回国前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书记处候补书记、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地位相当高，负责指导东方国家的革命。他这次回国，感觉也非常好，把自己当做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所以一回到延安就到处发号施令。张国焘曾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 ”王明这次回国后，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极力抹杀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和本质区别，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他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

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靠自己的发展壮大来巩固统一战线，只有我们自己壮大了，国民党才不敢破坏统一战线；同时也只有我们自己壮大了，也才能真正团结小资产阶级，扩大统一战线。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的尚方宝剑，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在党内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深受其影响，导致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未能得到贯彻。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做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到武汉领导中共长江局，负责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这一时期，他一再地与中央闹独立。他刚到武汉，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37年12月2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8年2月9日，他未经毛泽东同意，就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对记者的公开谈话；3月24日，又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递交了 《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在此期间，王明还试图与延安分庭抗礼，甚至公然否认延安中央书记处的权威性，要求把书记处搬到武汉，并且指责毛泽东、张闻天不应该再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俨然要使长江局成为与中央对立的第二政治局。

在实践中，王明的这种右倾思想和宗派主义行为给中共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束缚了其发展壮大的手脚，使党未能抓住时机在华中敌后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影响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发展。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王明有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党内又弥漫着浓厚的教条主义气氛所造成的。所以，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克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整风运动，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彻底打破对共产国际的盲目迷信。

为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

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而在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经制订过一个大胆的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是这个计划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重大意见分歧，同时也强烈刺激了毛泽东。他认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10年反共的蒋介石”。他并由此加深了对苏维埃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右倾错误的认识，指出：“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实际“两极相通”，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尽快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皖南事变发生不久，毛泽东就提醒周恩来，今后对苏联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但他认为只向周恩来一个人交代还不够，还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使全党在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毛泽东后来就解释说：“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 ”

总之，在延安整风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使革命屡屡遭到挫折。而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这就说明中共还没有完全摆脱对共产国际的迷信，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毛泽东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而发动的。

 ——摘自《党史细节：中国共产党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