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解匪僧（《苏报》）

晚清，社会上会党、棍匪横行，社会治安受到极大影响。当时尽管吏治腐败，官场黑暗，但对于横行之会党、棍匪，官府还是花了不少力气管束、查禁的。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收效并不明显。

1891年11月7日出版的《益闻录》上，刊登了一则“清理役夫”的新闻：

京口推车挑夫等项人众，中多匪类，易于混迹。日内王可庄太守出示晓谕，凡在市谋食如推车挑货之徒，须各有腰牌，方准承揽生意，腰牌上面写明住址、姓氏、年貌，或有远出不在镇江市上，作为废牌，其或外来车夫挑夫，概须向揽头买牌，以为凭准。每牌出钱五十或四十文，违者治地保、江快、揽牌等通同之罪。

晚清京口对推车、挑夫的管理，其实和今天的社会管理大致相类。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样的管理方式对于压降犯罪，肯定是有明显益处的。由此可见，对于一些易引发犯罪的社会团体，当时的官府还是想方设法进行约束的。

1891年10月31日出版的《益闻录》上，有一则“悬赏缉匪”的新闻：

丹徒县徐大令奉到臬宪督宪札饬，出示晓谕，凡有拿获抢劫盗犯者，讯明后，赏银两千两，由捕快兵役拿获者，赏给功牌顶戴。或邻右保甲平人事主等，能拿获斩绞盗犯者，照章赏银，并赏七八品功牌顶戴荣身。想盗源从此一清矣。

官府不惜如此重赏缉匪者，可见当时的社会治安肯定比较糟糕。不过这则新闻的访员认为“盗源从此一清矣”，显然太过乐观了。除了悬赏缉匪，晚清官府还成立了专门的巡捕队伍，用于缉捕党人。1903年8月9日出版的《国民日日报》上，有一则“捕拿党人”的新闻，称“镇江府现奉魏督札，设巡捕，专为捕拿党人之用”。所谓积重难返，尽管官府陆续实施了一些所谓的制度，往往是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一些不良局面的。

1904年8月29日出版的《警钟日报》上，就有一则“棍党横行”的新闻，称“前任丹徒县洪氏于办理棍徒，颇觉风厉。地方棍徒，均为敛迹，自杨令履丹徒后，讯案时毫无振作，所有赌徒地棍，无不蜂起，娼寮酒馆，到处林立，闾里大受其害”。杨令的夫人深明大义，时常规劝其夫，但不为所听。

当时的棍匪，有不少是僧人。1903年5月11日出版的《苏报》上，有一则“获解匪僧”的新闻，称“前日东码头新湘营勇丁扭解一僧，送至县署。据闻该僧在乡间代会匪买卖票布，为该营哨弁访知，拿请地方官讯办”。第二天出版的《苏报》上，有一则后续消息，题为“匪僧定罪”：

“苏报”纪新湘营勇拿获匪僧一名，解送县署。嗣闻当晚洪令提讯，该僧供认充当会匪头目不讳。洪令闻供后，当即申详上宪，按律拟罪。闻此僧系普陀山匪党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