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军北伐期间，按照李大钊提出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战略方针，在中共甘肃各级组织支持下，甘肃各级政府大力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进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措施，稳定了甘肃局面，增加了财政收入，激发了民众的革命热情。为北伐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持。

在北伐战争期间，甘肃革命根据地所做的贡献到底有多大，没有全面的统计资料，但仅从局部记载看，就足以说明甘肃后方基地对北伐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

《我的生活》记录了冯玉祥初到五原时的窘迫状况和甘肃对北伐的支持：“刘郁芬那时为甘肃督办，薛子良为省长，知道我们此间困苦，薛特送来十万元，为我们的给养之资；棉衣等约五千、五千的由黄河以船送来。钱固不够，被服亦缓不济急，然而已经不容易得来。”宣侠父的《西北远征记》描述了国民军南下援陕时的路线抉择：“当时韩复渠预备即时向山西开拔，到包头来向冯氏请示。冯氏冷冷地对他说：“我们还是从甘肃走吧！多走一点路，不要紧，因为这条路是安全多了。如果在中途被人缴了枪，这不是玩的。”证明甘肃根据地对国民军北伐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冯玉祥经甘肃、宁夏赴陕途中，看见沿途都设有兵站，四乡人民运送的粮食、柴草堆积如山，尤其对泾川印象深刻：“他们把粮食纷纷运到县政府去，肩摩踵接，络绎不绝”，“我和百姓谈话，他们都说：‘今天最重要的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事，我们出些粮食，不算什么。’”

在1926年夏至1928年夏的两年内，甘肃一直是国民军的粮源、兵源基地，这是不争的事实。也许读者会问，战争在陕西、河南、山东打，国民军为何舍近求远，事倍功半呢？

1926年12月5日的中共《中央局报告》认为：“仅仅甘肃一省及绥远一部分收入，要养活这七、八万军队实不容易”，但确是无奈之举。因为，“陕西经刘镇华及本省土匪军队之蹂躏，钱粮以征至民二十（1931年）以后”。“河南方面，吴佩孚拥兵二十余万尽情搜刮，加以土匪灾荒之苦，农民已无分贫富全数破产” 。“山东全年收入，在张宗昌未到前只一千一百万强，到后期增至六千余万，合共农民一岁须付出十岁之粮，农民如何能忍受。”显然，战争交战地已无粮可征，甘肃承担国民军的粮草供应则义不容辞。北伐战争打了3年，几十万军人天天要吃饭，从甘肃运去多少粮食、物资虽无精确统计，但肯定是个天文数字。另据《甘肃通志稿·财赋志》所录，1926年至1928年甘肃财政收入历年递增，军费支出也成倍翻番。北伐三年，甘肃的财政收入分别为445.54、771.57、1280.31万元；军费支出分别为347万元、521万元、1039.78万元；军费支出分别是1925年的1．96倍、2．94倍和5．88倍。

为支持革命，增加收入，调动人民参加北伐战争的积极性，在中共甘肃各级组织推动下，督办刘郁芬、省长薛子良进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新除弊措施。如收回洋人把持的盐务、邮政等管理权，仅盐税每年增收40万元；关闭北洋军阀在甘肃的银行机构，成立西北银行兰州分行，发行纸币，十足兑现；没收张兆钾、孔繁锦等军阀财产，充实国库；增派税收人员，堵塞截留，增加税收；创办工厂、扩大就业；开办市场，交流物资，扩大贸易；推行新政，压缩开支；惩治腐败，严明军纪；整顿市容，改善环境；打破等级制度，密切官民关系；增设学校，发展教育等。

甘肃子弟有多少参加了北伐战争，虽无全面记载，但有几个基本数据可以估算。1925年国民军第二师入甘时兵力只万人左右，将甘肃陆军第一师改编为2个混成旅，不久又改编为师，增兵万余。孔繁锦等部被消灭后，其余部被改编为国民军第十三师，又增兵万余。加上甘肃、宁夏马鸿宾、马鸿逵两个师，总兵力超过4万人，少说其中3万人是甘肃子弟。而这3万人所在部队分别打到了陕西、河南、山东、河北境内。192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说，国民军入陕之初，总兵力10万人，（一军约7万人，二、三、五军约3万人），甘肃部队约占半数。

另据导河、中卫、静宁、灵武等县《县志》记载，仅1926年至1927年，此4县就数次征兵，征兵数额分别是800名、1350名、1746名和758名。当时甘肃共77县，征兵平均按1000名计，总数在7万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