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3年，北京、陕西、浙江率先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按照上调过后的数据，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为15.2元。而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仍然是深圳，为1500元。

　　（1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岁末年尾，各地比拼最低工资标准已成为“时令活儿”。因为根据2004年劳保部颁布的《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信息显示，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包括北京、陕西、上海、广东以及深圳在内，共有23个省市上调了最低基本工资。遗憾的是，数字上的底线不断调整拉升，但现实中的底线却不断被突破撕裂。

数日前，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报道：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农民工欠薪案件比往年有所增加，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更表示，要切实保障春节前农民工工资的支付，并尽快建立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长效机制。与宏观形势对称的，是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心声，“经济形势不好，加上欠薪行为越来越复杂和隐蔽，如今讨薪真是越来越难了！”

这是一种令人揪心的分裂：一方面，“工资增长”、“收入倍增”成为时髦语汇；另一方面，“河南农民工讨薪遭重殴”、“多部门联手讨薪”等正反面新闻仍在眼前层出不穷。

当此语境下观之，“讨得到薪”恐怕也是最扎实的“最低工资标准”。真正耐人深思的，并不是法律的缺位，而是劳动者的持续弱势。且不说各地的工资支付保障办法、工资保证金制度、欠薪黑名单机制等，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更是将“恶意欠薪”写入刑法典。只是，法律是法律，现实归现实。如此一来，我们还能幻想通过《工资支付保障条例》等所谓“补丁”来一劳永逸吗？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及行政对司法的过度干预，才是造成“劳弱资强”格局的根本。不改变淘汰明显的薪资环境，即便有再多的法令、再高的最低标准，劳动收益权仍会遭遇“衣不蔽体”的命运。眼看就是春节在即，各地既要比比新年的最低标准涨了多少，更要比比眼下欠薪的规模与讨薪的悲怆。毕竟，拿得到的钱，才是真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