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为血防动员会；

图二为女血吸虫病人集中治疗；

图三为查钉螺；

图四为药物灭螺。

图为上世纪70年代初一组血防照片，由镇江市卫生局提供。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1958年毛泽东同志的《七律·送瘟神二首》曾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这里的“瘟神”指危害性血吸虫病。而我对这首词不仅能背诵，能歌唱，而且对“瘟神”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

记得儿时住在西津渡蒜山对面的巷子里，穿过不算太宽的巷道，只有几十米，就来到了长江边。夏秋季节长江戏水是我们那时课余的主要娱乐方式之一。戏水是快乐的，可谁也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我会为了这一快乐而付出惨痛的代价。我是在考入江苏省镇江中学，学习到初一下学期时，整个身体开始发生变化。刚开始我就是感到全身有点不适，上课时精力有点不能集中，逐渐出现腹泻、粪便中带有黏液及脓血，人开始面黄肌瘦，整天头昏眼花。到位于大华电影院旁的迎江医院检查后，说我肝脾肿大，做了粪便检查发现了血吸虫卵并孵化检出毛蚴，说我是慢性日本血吸虫病，要住院治疗。

1964年暑假一放假，我立刻住进迎江医院，开始了我的第一个血吸虫病治疗疗程。记得当时使用的是“酒石酸锑钾”注射液加上葡萄糖注射液，从静脉推入，每日注射一次。一开始还好，当到了第三天，开始有了反应，特别是第六天开始，我恶心、呕吐、吃下去的食物全都吐掉，非常难受，后来又有腹痛、腹泻、头痛、头昏。但医生说，这是正常反应，还得正常治疗，只不过配了很多“食母生”片，让我嚼食。当我20天后出院时，人像脱了一层皮。

14岁的我正是发育长身体的年龄，经过这一折腾，我很快就进入了学校老弱病残的行列。到了初二，上了两个月后，又出现全身不适的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说我血吸虫病没有治愈。初二的寒暑假，学校开始把我们这样的病人集中在校医室旁边的空房子里。我们从家带一床棉被半盖半垫，学校把稻草往地上一铺就成了病床，墙上钉上铁挂钩用来吊输液瓶。学校所在地的七里甸中心卫生院负责我们的治疗，校医室协助，学校还有一点伙食补贴。每天定时注射酒石酸锑钾是一天中最难受的时候，很多人在注射后都有恶心呕吐的反应，有时还互相“传染”，但是没有人埋怨条件差。当时治血吸虫病医药费是免收的，不花一分钱能把病治好，别说抱怨，感激都来不及呢，而我就是经过这样的治疗送走了“瘟神”。

我市地处长江南岸，属江滩型血吸虫病流行区，区内芦苇杂草丛生，血吸虫病疫情曾相当严重。中共中央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后，我市出现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送瘟神”的群众运动。要消灭血吸虫，原理上并不复杂。血吸虫的唯一寄主是钉螺，传播则通过人畜的粪便。只要消灭钉螺，治愈病人（病畜）、管好粪便，血吸虫便无处藏身。而查螺是血防工作的重点。

为了最大限度地查清钉螺，从各级领导到普通群众都参加义务查螺，场面十分壮观。男女老少齐出动，一手拿着镊子、竹夹子或竹筷子，一手拿着小瓶子或纸袋，排成长长的一排，拉网式向前移动，每一个人都睁大眼睛一步一步仔细地寻找着非常细小的钉螺，不放过任何可疑环境。一旦发现有钉螺的地块，立即做上记号，上报血防站核实后统一进行灭螺。

灭螺主要采取沿河边挖沟土埋法和五氯酚钠药物浸泡两种，那时多采取五氯酚钠药物浸泡灭螺。由所在生产队组织劳力在有钉螺地块四周筑坝，然后用水泵灌满水，将一定剂量的五氯酚钠放入粪桶内，按比例加入水，用木棒搅拌溶解，再用粪勺在灌满水的有螺地块依次泼浇。

尽管当年的“送瘟神”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对于血吸虫病防治的一次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