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反腐专家李永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广大官员家庭财产目前还不能大范围公示，既是因为技术条件不具备，更是因为相当一批官员已有相当多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这时候公示只会让他们成为改革的阻碍者。官员财产公示应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12月17日《京华时报》)

这则新闻甫一曝出，便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人们普遍认为，如果“特赦”贪官，那将置法律于何地，置公平正义于何地？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举一个小例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警察贪污成风，连救火都要先给好处费。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接到大量投诉。1977年9月，廉政公署对尖沙咀警署重手出击，不到一个月逮捕了260余人，其中高级警务人员22人，几乎将该警署一锅端。1977年10月28日，数千警察到湾仔警察总部请愿。在两难之中，港督麦理浩决定让步，发布“局部特赦令”：除了已被审问、正被通缉和身在海外的人，任何人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局面这才渐入佳境。

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七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特赦职权。”所以，只要遵循法定程序，特赦就是合法的。赦免罪恶固然不公正，却可以避免更大的不公正——— 恶人更加得势，良民更加受害。两害相权取其轻。从香港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正义具有多层次和多侧面。从时间角度看，惩罚贪官是面向过去的正义，制度改良则是面向未来的正义。从空间角度来看，惩罚贪官是局部性表层正义，制度改良则是整体性深层正义。从后果角度看，有利害相权的正义，也有两害相权的正义……上述正义往往不可兼得，社会价值也有高有低。放弃某个单项，并不意味着全部放弃正义。（卜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