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报社受过奖励和表扬

从丁玲主编文艺栏开始，她就规定文艺家的稿件由她处理，从阅读到修改、发表或退稿都由她办。不用的稿件统统写退稿信。其他稿件由编辑处理，退稿信由主编看过，与原作一起寄给作者。事务工作，如登记来稿、计算稿费、给发稿作者寄剪报、接待来访作者、用旧报纸糊信封等由编辑分工做。

报社文艺编辑的任务，简单说就是团结作家发表他们的作品以及培养青年作家。我的任务主要是培养青年作家。这个任务最困难的是写退稿信，写得不好主编退回让你重写。因此，在休息日，我除去搞个人卫生，一般都不外出，大部分时间在看稿和写退稿信。

搞个人卫生也简单，上午10时，与爱人到延河支流水好的地方，洗衣物，晾在附近灌木丛上。去小饭馆吃一碗肉丝面，回来洗个澡，衣物干了，收起回家。睡1个小时午觉，起床又工作。

《白毛女》是鲁迅艺术学院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写的献礼剧本。在公演的第二天，中央书记处就送信给“鲁艺”，表扬和提意见，说《白毛女》在政治上是占得主动的，艺术上是成功的，但指出黄世仁应当枪毙。贺敬之又搜集很多观众意见，准备进行修改。据此，我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写了题为《关于〈白毛女〉》的稿子，称赞它是一出好戏。

李季在三边地区主编《三边报》，搜集许多民歌顺天游（也叫信天游），一般是两句一首，也有少量几句一首的。他搜集的顺天游寄给副刊部看，并问可否写成长诗，我答复可以。他开始写了个长诗《红旗插在死羊湾》，并在《三边报》发表一部分，反映还好，当时我没看见。后来他把此稿寄给副刊部，我略作修改，提了些意见。他改题为《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对诗又作了些修改后寄来。我感觉题目一般化，便将题目改为《王贵与香香》，他表示同意，在报上连载三天，第一天附有我的推荐稿《关于<王贵与香香>》，登完后总编辑陆定一也说诗好，写了《读了一首诗》在副刊头题发表。

在延安《解放日报》，我发表过10篇推荐新人佳作的文章，推荐的都是好作品，如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

由于我工作积极，编辑部评工作模范时，我为一等一名，事迹介绍的最后一句是“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编辑部赵秘书告诉我这一句是陆定一同志加的。

大生产中，解放日报社生产的品种多，个人赚钱也多。我想“七十二行庄稼为强”，只搞开荒种地，每次开荒种地我都去，没想到，我与赵守一（队长）、张铁夫、苏远、王楫被评为劳动英雄。

编辑部还讲卫生。上班时俱乐部的同志常查看个人宿舍（延安当时是路不拾遗的地方，报社宿舍没人锁门），有一天编辑部布告栏忽然贴出“编辑部卫生黎辛第一”。

在编辑部，我和大家一样，勤恳工作与学习，想不到竟受到奖励和表扬，这是我至今难忘的。

延安处在和平环境中，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有人回忆说，“听到大炮的声音”，那是谎话。从1938年起，各机关、学校、部队的人都在窑洞里居住，日本也没有再轰炸延安。在延安，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正常地工作、学习和生活。报社干部的学习与生活都是领导人亲自管理，工作条件最好，伙食一开始就做到了饭热菜香，没吃过久存的和有砂子的小米。1945年，日本侵略军战败投降，在报社工作4年的编辑、记者都改为中灶待遇（长四级），一月供给3斤肉，粗粮小米和细粮（大米和面）各供给二分之一，中餐和晚餐都有肉吃（一斤肉的价格，可购一只鸡）。报社的服装按规定发，一年三套单衣，三年一套棉衣，有时领的多为干部服。1942年我就被派领了毛布制的棉上衣，避尘又避油。

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日报》的生活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