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强大的副刊编辑队伍

艾思奇知道，编辑综合副刊只靠他一人是不行的。因此他来副刊部之前，就与中组部和有关单位谈妥，陆续调来了林默涵、陈学昭、白朗、温济泽、庄栋，以张谔为科长的美术科也被划归副刊部领导。从此，副刊部经常保持有10个人左右，艾思奇、舒群、陈企霞、陈学昭、白朗、林默涵与张谔7人是持邀请信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座谈会共邀请60多位专家参加，副刊部约占1/10，如算上当过半年副刊部副主任的周立波就占到1/8了。这在新闻史与文艺史上可以说是空前强大的副刊编辑部。

副刊部的编辑，以后虽有变动，但人数始终保持在10人左右，且都是名家，如陈涌、杨思仲、冯牧、陈铁耕等。

《解放日报》创刊时，除总编辑杨松、副总编辑余光生与文艺栏主编丁玲等几个人是从外单位新调来的以外，两报合并只有30多位编辑、记者与校对，但到最多的时候则发展到50余人。

这是个培养人才的地方

博古率领的是一支由20岁出头的新闻新兵组成的新闻队伍。他说：“在党的领导下，已经有了很好的人民政府与人民军队，还必须有很好的新闻队伍！”为扩大新闻队伍，1942年4月，余光生约我谈话，他说：“我们编辑工作人员太少，你看能从鲁艺调些人来我们编辑部工作吗？”我说：“鲁艺文学系第三期6月份毕业，有50多名学生。”余光生说：“你提些合适做记者和编辑的人名，我们去调。”根据他的要求，我提了15位，著名记者穆青、张铁夫、冯牧、刘骥冰等都是这次调来的。接着，报社又从中共中央党校调来两位在其他根据地做过农村工作的中层干部，还从中央机关调来几位干部，逐渐充实了编辑部的工作人员队伍。

报社对干部既放手使用，又严格要求。穆青和张铁夫调来第三天，就被派去采访工业劳动模范赵占魁。赵占魁在安塞机械厂工作（实际上是兵工厂）。不日，张铁夫另有任务，赵占魁就由穆青一个人采访。安塞离延安70里路，穆青早餐后去，路上吃点干粮，到安塞吃过晚饭后去采访和写稿，次日下午回到报社交稿。

编委审稿非常严格。有一次，余光生审阅穆青写苏联派来的白求恩式的好医生阿洛夫作报告，有一句“从始至终不断响着雷鸣般的掌声”，余光生问：“大家能听到阿洛夫报告吗？”穆青说：“能！”余光生又问：“你能听清阿洛夫作报告吗？”穆青说：“能！”并说，“听不清我不能写。”余光生说：“从始至终响着雷鸣般的掌声，怎么听？”穆青脸红了。

报社还培养干部写社论。由编委出题，谈写作内容，写成以后，交编委先审阅，再由总编辑审阅。重要社论还要送毛泽东定稿，这些都是多好的改稿老师啊！我曾看过一年的《解放日报》与新华社编委会记录的缩微胶卷，其中1942年3月上旬的社论作者的名单，3月1日是李锐写，2日由余宗彦写，3日由吴冷西写，4日由杨勇直写，等等。

所以，报社与新华社出了许多人才。如李锐，解放后当过中央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郁文和赵守一当过中央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正部级），吴冷西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林默涵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高扬文曾任煤炭工业部部长，穆青曾任新华社社长、中央意识形态小组成员，等等。这些都是正部级干部。另有10位左右任过部长、副部长与副部长级待遇的职务。杨思仲（陈涌）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顾问，梅行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黄钢任国际报告文学会主任，葛洛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铁夫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顾问，冯牧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我任中南大行政区文化局代局长、党组书记和中国作协及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秘书长（那时还没有书记处），等等。几位校对担任过省市报刊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