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

办大型日刊党报，博古没有经验。1942年初，《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了几篇有错误和问题的文章，特别是关于毛泽东整顿“三风”（整顿学风反对教条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种极为重要的消息，竟被安排发表在三版的右下角和左下角。这些问题引起中央的注意。3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通报情况，说“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在讨论，使之加强党性与反映群众”。

3月16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并尖锐地指出“如果报纸只是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就是党性不强”。

3月17日，博古召开全社干部大会，检查10个月的报纸，并检讨说“没有完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完全在我”。这时，总编辑杨松因肺病发作入院治疗。文艺栏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那天，博古因太忙没有看，但他承担了责任，对报纸发生的错误与问题也都揽在自己身上。博古任劳任怨，勇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按照“以我为主”的党报宣传宗旨调整了版面：一版是边区与要闻，二版是国内，三版是国际，四版是副刊与专刊。3月30日，毛泽东与博古一道主持召开了改版座谈会。博古首先作自我批评，毛泽东最后指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的经常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他部门的改造。我们今天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毛泽东没有苛责报纸。

《解放日报》改进后的新版面4月1日见报，头题发表边区参议会减轻群众公粮公草负担的决议。社论《致读者》由博古执笔，强调“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从此，报纸开始了反映人民大众的新时代。报纸对农业劳动模范吴满有、工业劳动模范赵占魁、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田及各行各业的英雄与模范人物都作了充分报道。

1942年9月，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又是西北局机关报以后，博古撰写了社论《党与党报》，首次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明确了党报的性质。

1944年2月16日，博古执笔撰写了《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指出：“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从此，《解放日报》被认为是一份完全的党报了。

此外，博古还写了社论《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谈新闻工作的五个W》等，胡乔木写了《报纸是教科书》《把我们报纸办得更好些》等，陆定一写了《社论必须完全真实》《我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等。这些都是延安时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经典著作。

新闻的威力有多大

1943年7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集20多万大军阴谋进攻边区。在准备反击的同时，中央决定先进行宣传反击战。

7月8日，《解放日报》在头版用4号字全文发表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等电，揭露国民党军调动情况，呼吁团结，反对内战。报纸接连10多天，报道延安3万余军民集会反对内战、报道各根据地反对内战和准备反击的活动。毛泽东接连写了《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质问国民党》《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的社论、评论与消息。博古则写了专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和延安3万余军民集会的头题新闻。报纸迅速、猛烈、密集的宣传弹，打得国民党顽固派晕头转向，匆忙宣称“误会”“别误会”，下令撤退进攻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