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汪子嵩: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

我1941年考到昆明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个学校组成,当时冯友兰先生是文学院院长,刚好三个文学院院长都在我们哲学系。北大是汤用彤先生,南开是冯文潜先生。他们三人走在一起特别有意思。冯先生留着很长的胡子,头发也比较长,穿着长袍马褂,从背后看起来,有点儿像道士；而汤用彤先生个子比较矮,胖墩墩的,光着头,从后面一看像个和尚；冯文潜先生的头发留得比较长,个子又矮,像一个老太太的样子,从背后一看像尼姑。我们当时形容他们三个是“一道”、“一僧”、“一尼”。

我是在二年级的时候听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因为冯先生名气大,他的课经常有一百多人听,不仅文学院学生选修,其他院系的学生也来旁听。他讲课的时候有一个毛病,就是口吃,常常把一句话写在黑板上,一边写一边念,往往是写完了,还没有念完,对此我们都印象深刻。而且他讲课很通俗,不去进行一步一步的逻辑分析,而是常常讲一些哲学史上的故事,大家听得很高兴,把他讲的意思也都体会了。所以冯先生的课可谓讲得清楚、生动,有时根本就不用记笔记。因为他的上下两本《中国哲学史》在图书馆藏有,我们下课只要去看看书,再仔细想一想,就很容易记住和理解。

冯先生是用西方引来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从而写出《中国哲学史》这部著作来的。而且,他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在海内外影响都很大。我们念大学时这部书是必读的教科书了,几十年来,这部书在国内也还是哲学系必读的教科书或参考书。

冯先生也是用西方的方法建立自己哲学的第一人。到现在为止,在中国现代哲学家中间,我想不出还有哪一位能吸收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并且这样全面、完整。

闻立雕:作为长辈的冯友兰

冯友兰先生是在1928年到清华大学的,我父亲闻一多是在1932年到清华大学的,我们两家是从那时认识的。当时冯先生是清华大学文学院长,我父亲是中文系教授。他们两人的关系比较密切是抗战后到了长沙才开始的。当时是抗战初期,条件艰苦,家眷没有跟着去,教授们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这样父亲和冯先生接触得就多了。

后来我父亲和冯先生他们随着迁校先去了蒙自,再至昆明,为了躲避敌机轰炸,联大教师家眷都搬到昆明的郊区住。我们两家都住在龙泉镇,相隔一二里地。我们这些孩子,家在郊区农村,上学都在城里的学校住宿。冯先生的女儿钟璞和我哥哥同班；我比他们低一个年级,跟冯先生的幼子冯钟越同班。

当时交通条件很差,从龙泉镇到昆明城除了马车就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了,可大家穷得连马车都坐不起,只好靠步行来往于龙泉镇和昆明之间。我父亲跟冯先生个子差不多,走路的步伐也差不多,经常是他们走在一起,一块儿进城,一块儿回来。每一次差不多要走两个小时,他们边走边谈,兴致很高。就在那个时候,物价上涨了,教授们的薪金不够花,所以都生活得很艰苦。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于是冯先生他们就联合起来,商量出一个办法,就是卖文卖字,给人家写对联、写碑文,卖画、卖字、卖印章等。

我父亲非常尊敬冯先生的学问,在研究古籍的时候,常常引用冯先生的文章。冯先生也很佩服我父亲。后来在我父亲及朱自清先生去世后,冯先生专门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说闻一多、朱自清是清华中文系的台柱,他们两位去世了之后,他有一种栋折榱崩的感觉。当时我和我弟弟在重庆,冯先生他们早一步到了重庆。那天我从报上看到我父亲被杀害了,我大哥身中五枪受了重伤,生命垂危,这时候我跟我弟弟哭得没有办法。冯先生给予我们极大的关心,还劝我们不要急着回昆明,说如果我们回去了,说不定是送死去了。等到我哥哥身体基本康复,我们一家回到了北平。冯夫人主动邀请我们到他们家住,当时冯先生还在美国讲学。于是,我们在冯先生家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冯先生从美国讲学回来时,还特意送给我一支派克笔,当时在美国是最好的自来水笔。我都没想到冯先生把我们这些孩子还这么放在心里头。

1985年,我收到了冯先生的自传《三松堂自序》,上面还有他的亲笔签名“立雕世兄,冯友兰,时年九十”。我说冯先生真是的,你给了我书就行了嘛,还称我什么“世兄”呀。在寄这本书时,钟璞又给我写了几句:“父亲在写你的名字时,说这是对您全家的思念,何时出城来坐坐,也许我哪天会去看你,谈谈往事。钟璞。”这令我每每回想起来格外感动。

　　据《姑苏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