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孙中山曾多次表示向日本出让满蒙利益以换取援助之事被热传，不断有人以此指责孙中山出卖国家主权。

孙中山究竟有没有此类言行？若有，又该如何理解呢？

孙中山“出让满蒙”问题要想搞清楚孙中山是不是爱国，我们应当看看孙中山当时面临的状况和问题，看看他为什么会这样抉择，而非架空时空、固守某种观念妄断是非。

孙中山的确多次说过可以“出让满蒙”给日本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直到其去世前两年，他始终在努力向日本争取革命援助，而作为援助的回报，他也的确曾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过承诺出让满蒙或者让日本在满洲保有特殊权益的言论。

据内田良平回忆，早在1898年秋，孙中山就承诺说：“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孙的另一位日本好友小川平吉也有类似的回忆：“孙逸仙与黄兴俱长期流亡日本……彼屡屡向我辈陈述：日本需要满洲，满洲与日本有不可隔离之关系。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我辈革命如能成功，如满洲之地，即使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上述主张，孙逸仙在座谈中一再重复，此在有志人士之间殆为众所周知之事实。”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仍然如此。1912年初他便对日本人说：“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1915年末或1916年初，孙中山与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密谈时再次表示：为打倒袁世凯，“希望日本至少以预备役将兵和武器编成三个师团，支援中国革命军……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与日本。”孙中山当时还特别解释说：“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有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直到1923年确定了联俄政策得到了俄国的援助之后，孙中山才放弃类似的想法。虽然孙中山是否与日本签过《中日盟约》至今学界仍在争论，但现有的史料足以证明孙中山至少有20多年都一直有出让满蒙以换取日本援助的想法。

辛亥前，孙中山所理解的革命是“建国在长城以内”，因此欲出让满蒙给日本换援助

任何历史事件都要回到历史现场去审视。其实，当时国人脑子里根本没有形成完整的中国概念，也没有领土主权的概念。辛亥革命爆发前，孙中山等绝大多数革命党人都没有将满蒙等地区纳入其“恢复中华”的版图。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是这么解释他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主张的：“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1906年孙中山又说：“中国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可见在当时孙中山的潜意识中，满蒙的确根本不属于“中华”。

那么，当时孙中山等人眼中的“中华”到底都包括哪些地方呢？1906年《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说到：“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己经做成。”“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几如金欧之固，从无分裂之虞。”很明显，孙中山的革命是要恢复满清入关之前明王朝的情形，大致相当于清代十八行省的范围，这个范围没有包括现在的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还不到当时中国领土的一半。1908年，共进会把他们的旗帜定为“十八星旗”，正是这种想法的集中体现。

既然在孙中山看来满蒙地区根本不是“中华”领土，那么将其“悉与日本”以换取援助，自己完全没损失什么，何乐而不为呢？

辛亥后，孙中山为换援助虽仍许诺将满洲特殊权益送给日本，但始终坚持满蒙是中国领土

但孙中山狭隘的民族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从革命者变成了执政者，孙中山马上就转变态度，根据国人的要求，提出了“五族共和”的主张，将清朝的领土全盘接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中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同年8月，在谈及外蒙的分裂意向时，孙中山对《大陆报》记者明确说：“小国今日势孤无劲，末便兴兵。满蒙实有不可收拾之势，目下不得不暂待时机。数年之后，兵力充足，领土自可恢复。设此四万万人于数十年后不能恢复领土，则华人无保存国家之资格。余以为恢复己失之领土，而求助于邻判，似不甚可靠。”由此可见，辛亥之后孙中山的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坚持满蒙是中国领土，坚决捍卫中国的领土完整。

正是在此背景下，孙中山的对日承诺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不再说给予领土，只说可给予特殊利益或者“管理权”。比如1915-1916年孙中山和上原勇作密谈时说的就是“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与日本”，并说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最是赖”，但与此同时，孙中山明确声明：“东北三省是中国的领土，吾等坚决维护固有的主权，虽寸土亦不容侵略。”同时他于11月16日致电袁世凯，坚决主张对于俄国与外蒙私自签订的《俄蒙条约》“万不可承认，当出以最强硬之抗议”。

那么，他一面强调捍卫领土主权的完整，一面又“不惜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求助日本援其革命，这种看似矛盾的抉择该如何理解呢？

孙中山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白手起家搞革命，不得不借助外援

孙中山之所以会屡屡有这种想法和言论，原因就在于其是白手起家搞革命，不得不四处筹措推翻清政府的经费和物资，除了四处募捐和到处借款之外，身处海外，他就只有谋求列强援助这一条路可行。而列强为其提供援助当然绝不是因为道义，都是要谋求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而孙中山几乎是身无长物，能用以交换枪支弹药的，就只有许以一部分国家利益。1898年到1923年，孙中山对日求援10多次，交涉对象包括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等，所许诺的条件除满蒙之外，还有商业利益，如1922年2月，为了能给广州政府换取武器，孙中山以两万支长枪、72尊野炮、120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500万日元为条件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此事曾在当时引起了海南岛在内各地的人士强烈抗议。

不但是对日本如此，孙中山为换取援助曾向所有的大国示过好。比如1900-1903年，孙中山会晤了法国公使朱尔斯哈尔蒙德，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法国军事参谋的帮助，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再如武昌起义之后为了争取各国的支持，孙中山曾特别宣布“清政府在革命前与各国缔结的条约、所借的外债、承认的赔款与让与的权利，民国承认有效，并负责偿还款项。共和国承认满洲政府给予外国人的一切特权和租让权”。这就是白手起家搞革命以及弱国外交的无奈。

同时也应注意到，辛亥革命前，许多仁人志士都有过和孙中山相同的想法

其实，晚清时期为了解决内忧外患的困扰，很多人都曾想过牺牲领土和主权来换取列强的援助与支持，进而自强自立。比如《马关条约》签订后，一贯以主战著称的张之洞就曾建议说：“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也曾在《报贝元征书》中说：“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详细]

由此可知，对当时的人们来说，领土的多寡并不重要，国家如何才能摆脱被欺侮的命运走向富强才是最紧要的问题。为达此目的，手段的选择适当与否倒在其次。当然，张之洞和谭嗣同毕竟还是拥清的，他们绝然不会也不敢提什么出让满洲的，那毕竟是清的“龙兴之地”。

对待强邻日本，孙中山的心态其实很微妙也很矛盾

孙中山对日本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敬佩，他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强调中国要强盛，就须学日本：日本“所以乘欧化东渐，在欧风美雨中，利用科学新法发展国家，维新五十年，便成现在亚洲最强盛的国家，租欧美各国并驾齐驱，欧美人不敢轻视……我们要中国强盛，日本便是一个好模范……因为日本能够富强，故亚洲各国便生出无穷的希望……故世界上的白种人不但是不敢轻视日本人，并且不敢轻视亚洲人”。

但孙中山对日本的侵华野心并非没有察觉，他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讲演中就说：“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日本近在东邻，他们的海陆军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日本或者因为时机未至，暂不动手；如果要动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国。”他也曾给予尖锐批评“二十一条”，称其“差不多完全把中国主权让给日本了。在这种协定底下，中国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属国，日本的陪臣国，恰和日本从前在高丽所用方法一样……乃日本竟强行占据胶、青，无异强盗行为！日本可为强盗，吾国断不能与强盗交涉，更不能承认强盗有强夺吾国土地之权利……二十一条款和军事协约，是日本制的最强韧的铁锁练，来绑中国手脚的。……我们革命党，一定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

而为了给赢取日本援助留有余地，孙中山又不得不压制国内同仁和民众的反日情绪，比如孙中山于1923年2月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后，当时，国内群众纷纷集会游行，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孙中山在广东对此类活动则是一律取缔。天羽英二于1923年7月19日向内田外相的报告称：“广东政府之措施及目前排日运动中的官方取缔仍算十分有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说，孙中山曾向他表明：“党也不介入抵制日本的运动，只有党员个人可以这样做。”

又学又防又讨好，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充满了矛盾和纠结。

孙中山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换取革命胜利是想搞好内政：“内政要是好，外交简直不成问题”

那么他为何要不惜损害国家利益换取援助搞革命呢？在孙中山看来，不惜一切代价使革命成功，才能真正“安内攘外”。1923年8月15日，他在广州全国学生评议会上演说时说：“外交纯恃内政，内政要是好，外交简直不成问题。诸君想想，乱国怎能有外交，比如二十一条，若我们革命成功，何难取消。日本比起中国来，真是小国了，受他的欺负，只能自怪。”正因为如此，孙中山才不惜牺牲一部分国家利益想换取革命胜利，而在他看来，只要主权在自己手中，他所做的这一切承诺都不可怕，革命成功以后，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独立，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都不难实现。

尽管如此，在领土问题上，孙中山还是绝不含糊的。辛亥革命之后，他从未拿领土做过筹码，而对于一切想侵占中国领土主权的企图，他都予以强烈的抵制。即便是1923年为了取得苏俄的援助，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签订的《孙文越飞宣言》，同意“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此举虽然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但他还是明确坚持外蒙主权应当属于中国这一前提条件，“坚决反对蒙古代表参加俄中会议，反对蒙古独立”，并迫使越飞明确承诺：苏俄无意“使其与中国分立”，尽管事后证明此承诺毫无约束力。对于日本，他也并非没有强硬的表态，比如他曾说：“余本主张‘二十一条’应作废。日本并应于租借期满后，退出满洲各地。”他在临终遗言中还专门提到：“我们对日本主张的问题，最少限度：（一）是废除日本和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使台湾和高丽最低限度获得自治。”

资料来源：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版；《孙中山全集》第1-10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孙中山年谱》；《谭嗣同全集》1981年中华书局版；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俞辛焞《孙中山对日态度再认识》；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巴斯蒂《法国的影响及各国共和主义者团结一致:论孙中山在法国政界中的关系》；杨奎松《孙中山到底爱国不爱国？——兼评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焞》等。

结语

孙中山无论是暂时出让满洲权益，还是借助于日本援助，与其爱国、谋求国富民强并不矛盾。诚如杨奎松教授所言：“我们不应当把爱国与暂时的妥协、退让和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外交行为简单地对立起来，斥之为不爱国。”陈寅恪先生曾有告诫，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须“抱有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实乃金玉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