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的是空气动力学，是搞飞行器的。1960年分到当时二机部九局的第九研究所。学校里说你们是分到地方工业部，我就怀疑是不是自己政治上有问题。来了以后，大家都不知道干什么，就在那儿学习，后来单位又送我们到农场去劳动。回来后，把我们分到各个研究室，我被分到爆轰物理实验室，但不知道干什么。过了一段时间，要把我们送到17号工地。第二天我们就扛着行李卷，坐着大卡车来到坐落在官厅水库附近的17号工地。困难时期因为没什么粮食吃，我们研究室一半的人浮肿。按道理应该增加粮食定量，据说科学院研究人员的定量增加了，但由于九局工作保密的性质，致使我们的粮食定量没有增加。由于吃不饱饭，那时大学里晚自习到9点钟就不上了。但学生们有30斤粮食定量，我们才只有28斤。我们过春节时只能吃一小碗晒干的白菜帮子和玉米面的窝窝头。年轻人大学刚毕业，当时每人每年仅发二尺布票，也没什么衣服，工作服都没有；大家夏天穿的是同事从贵州带来的草鞋。我们大多数人不是搞核武器的，来到九所后，上级领导要求我们保密，从那以后，我们同家人、同学都不能讲自己的工作情况，同学间干脆就断绝了联系。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特别重要，他们为我们做了表率。李觉局长上过大学，抗战以后就参加了牺盟会，以后到决死队，又到部队里的18军。还有哈军工某系的政委赵勤樸，以及吴际霖、郭英会，他们本身就是知识分子，都有知识分子工作的经验，因此才能把那些专家和年轻的技术人员聚合在一起。大家称李觉为“李包公”，叫赵勤樸书记为“赵青天”。当时食堂为专家开了小灶，但这些领导都不去那里就餐。在青海海拔3270米的221厂盖的房子，李觉院长让技术人员到房子里面住，他自己则住在半地下室的帐篷里；吃饭时他同大家一起排队。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我们怎能不往前冲呢?这就让我想起解放战争时，团长往前一指，营、连级指导员就往前冲，共产党员都跟上去了。就是他们把军队这种革命精神带过来了。

我们刚做爆轰实验时没有星期天，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我所在的组是搞状态方程的，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搞。我们从两本书学起，一本是我国翻译苏联的《爆轰物理》，一本是赵忠尧的《核物理的基础知识》。尽管我们都不懂核物理，但凭着一股爱国主义的热情和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为做好这件事情就豁出去了。为什么?我们那一代人大多在抗日战争时读小学，抗美援朝时读高中，亲身感受过中国人受欺侮。我们学航空，学其他的专业，就是为了报效国家。那时好多年轻同志都是这种思想。有一次开会，李觉院长说，国家困难，有些同志吃不饱饭浮肿就休息吧!但我们能休息吗?当时我连灰楼三层都上不去了，但是到清华大学协作搞特殊材料的焊接问题，我坚持要去。那种精神是从哪儿来的呢?我觉得是党的教育以及整个九所工作氛围影响的结果。

局、所领导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很清楚的，对个人来说，当时不是钱的问题，是荣誉问题，只要大家感觉公平了，工作起来是很拼命的。做状态方程时我是穿着自己的棉袄进的实验室——地堡。由于要把容器抽成真空，有个样品要贴到容器上，我是负责的，我就去贴。当时我们每人只有一副乳胶手套，用完清洗后，第二天再用，也没有保健。当时我们的血小板、白血球都有问题，是后来慢慢养好的。那时想的就是尽快把原子弹搞出来。当时院里面还提出几个口号：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还有“三严”，即严肃性、严密性、严格性。这“三严”精神在每一个小的细节都体现到了，直到最后环节，领导还让大家“回头看”。重新检查一下个人负责的工作，看有什么遗漏没有。所以我们试验成功率比较高。我觉得党的历史上应该提到这个问题。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中央决策后，我们是很拼命地工作的，在那种艰苦条件下工作的信心并没有下降。晚上，我们灰楼的灯亮到12点以后，我们单位周围几所大学，都说这个单位特别厉害。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还是单身汉，晚上就在办公室看资料、学习，研究自己的课题。我经常想：现在怎样才能把这种精神保持下来?不怕自己做点牺牲，努力为国家作贡献。刚工作的时候我也不想牺牲自己，我是学空气动力学的，我想搞飞机、搞导弹保卫祖国，到这儿干什么?而且我没学过这个专业，我的专长不在这儿，但是老专家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当时吴际霖跟我们谈话，他说：中国没有原子弹这个专业，这些老专家都是从各种专业转过来的，你们年轻人也应该这样！后来，我们也就想通了。

我们走的是一条独特的、自力更生的研制道路。我认为假如不是中央反复从政治上考虑，我们的原子弹还可能提前爆炸。因为我们的基础工作做得很扎实，每个研究室的工作，都是一步一步地搞的。我们刚开始搞的是铝、铁、炭化硼的状态方程。后来做铀-238材料的状态方程，美国、苏联杂志上发表的状态方程有些故意给出错误的数据，按他们的方法做下去，就会把我们的研究工作引向歧途。我们靠自己硬是把实验结果做准确了。

我很佩服九局这些领导，他们认真贯彻中央的精神，把大家团结到一起，而且能够把知识分子的心思摸透。给我印象深刻的是，碰到一些问题，他们从来不说哪一个人有什么问题，而是让我们查查原因。他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不是找你谈话，而是以他们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不管有什么情况，他们都是“稳坐钓鱼台”。包括准备进行原子弹首次空投试验的时候，周总理下达命令，进入24小时准备的时候，李觉同志就坐在总装配车间观察着每一步程序，直到插雷管的时候，他还在那儿。这是很危险的!但他一直在那儿盯着，下面各级领导都要在那儿。就是这种身先士卒的作风，不管多危险，他们总是在第一线上。

当时我们技术人员分三个层次，像陈能宽、邓稼先是一个层次；下一个层次都是大学里的讲师、工程师；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针对知识分子各层次，我们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搞核物理的、爆轰的、气体动力学的专家都在里面，这在当时中国还是少有的。这些人组成的专家班子相当好。我们工作的方法是自由交流、各抒己见。

在九所刚成立时，大家都不是原子弹方面的权威，像王淦昌、郭永怀是别的专业的权威。陈能宽主任以及现在已经是院士的许多同志来到17号工地，都与我们一起睡通铺。爆轰结果出来以后，发现有一条线。这一条线是什么东西，谁也搞不清楚。前面亮线是自由表面呢，还是冲击波呢?谁也没把握。于是大家就一起讨论。搞地球物理的、搞爆轰物理的、搞勘察石油爆震的，还有搞过炸药工程的等各方面技术人员，各抒己见。后来称这种情况为“三结合”，就是党的领导干部、专家和技术人员包括工人在一起的三结合，我们的大量工作都是三方面结合在一起完成的。有些图纸画好以后，如果存在问题，加工的工人也会发现，我们就与工人一起解决问题。遇到一些大的问题领导干部当场处理。一次国家试验以前，在总装车间里面，按道理应该24小时不断电，假如测试系统突然断电，对测试工作会有影响。陈能宽院长当时负责2923即正式空投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他亲自到总装车间，跟电厂说好保证何时送电，像下军令状一样，让后勤保障随时随地到位。

“三结合”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工人师傅并没有感到自己仅仅是普通的工人。他们觉得这个产品和自己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也可以给我们提建议。对我们的设计提出意见。这就使核武器研制的速度很快，且不说西方国家想不到，就连我们国内的一些人也想不到。我觉得同这些因素有关系：首先是那一代人有很高的思想境界，第二就是有好的领导，第三就是三个层次的技术人员结合在一起，配合得相当好。（本文作者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