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合影。左起：参谋杨风安、机要通信员马志凯、警卫员郭逢光、勤务员廖生宽 

每当看到毛主席的诗句“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思绪就会把我带回60年前，让我回忆起了在彭老总身边的往事……

1949年8月至1950年10月间，我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办公室担任机要通讯员，负责送电报。这些电报大部分为当时军事机密。看电报的人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陕西省委书记马明芳、西北局秘书长武开章、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常黎夫、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拓夫、民盟主任杨明轩（原中共地下党员）等首长。这份工作很辛苦，凌晨或半夜送电报也是常事。时值解放初期，国民党败逃后在每个城市都留有特务组织，他们经常在暗地里做一些反革命勾当，对我首脑机关严加监视，伺机进行干扰和破坏。彭老总曾叮嘱我，无论在白天或半夜送电报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我明白这份工作的分量和艰巨，但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却是一件很充实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始终明白，经我手送出的电报，每一份都很重要，所以，每次即使是在深更半夜，我也会护送着电报安全地完成任务。

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由于彭总不顾个人安危，勇于直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而遭到批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首领”。那段时间在西北民族学院挂出巨幅大字报，点名让我揭发彭老总的问题。我很奇怪，也很痛心。我们敬爱的彭老总，那个曾经浴血疆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彭老总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首领”呢？有一天，我被带到了当时对彭总的“揭发”会上。在会上，会议主持人要我揭发彭老总的“反党罪行”，我没有犹豫，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彭老总没有任何反党罪行，要说彭老总的好处，我倒略知一二。”

一是彭老总办公室从西北局迁往西安皇城（后改叫新城）时，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出于好心，对彭老总的办公室和宿舍进行了精心的布置，在当时（1949年末）看来是挺豪华的。因为彭老总是西北的最高首长，既是西北军区司令员，又是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其战功赫赫，为党为全国劳苦人民翻身解放，出生入死大半辈子，也该享受一点了。然而彭总看了他的宿舍和办公室后，不但未夸奖有关人员，反而狠狠地批评了相关负责人，并让办公厅负责人速将豪华设备统统搬走，一律从简。他还对大家语重心长地讲：“我们进城不久，在个人生活上绝不能搞铺张浪费，更不能让领导搞特殊，脱离群众。”同时要求办公室的所有工作人员，要谦虚谨慎，不准盛气凌人、不准耍特权，事事都要按制度办。

二是1950年10月1日建国一周年，在西安新城广场观礼台上，彭老总同西北党政军首长们一起检阅游行队伍。大多数游行队伍前排举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油彩画像，其中有一支游行队伍除举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像外，还有彭老总的画像。彭老总看见后很不高兴，他立刻命令主持大会的人快把他的画像取掉，说这样做影响很不好，我怎么能同毛主席、朱总司令并列呢？三是彭老总很关爱儿童。我们住在警卫森严的地方，闲杂人员一般进不来，可是小孩子们就例外了。闲暇时，只要有小孩来到院子玩，彭老总一见到便会亲热地抱在怀里，问长问短，还领到家里让他们吃糖、吃水果。彭老总对儿童的关爱给当时在彭总办公室的每个工作人员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讲这些情况时，会上的人都听得入了神，却忘了这不是在揭发问题，而是为彭老总歌功颂德呢！于是，会议主持人打断了我的发言，并让我下去再想想，其实他们心里也很明白彭老总的为人处事。从那以后，也再没人找我去“揭发”彭老总了。

如今虽然事隔几十年，可回想起来宛如昨天。我想念彭老总，想念那个为民族独立、为人民解放鞠躬尽瘁的彭大将军。每当看到影视剧和资料片中出现彭老总的形象时，那种怀念的心情又会一次次地涌上心头！彭老总，我向您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