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曾回忆说，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我亲眼看到一个始终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党员——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之后，两人曾经商定，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同时，他们常常互相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因为他们认为党的纪律对每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严守党的机密。

1926年冬天，周恩来从广东调上海工作，邓颖超仍留在广州，相互音讯不通。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她还不知道是周恩来参加领导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周恩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后来接到党的命令，他转移到武汉。邓颖超在广州的住所也遭到国民党的搜查，同住的3位同志当即被捕，有人次日即被枪杀，其他两人死在狱中。那时，邓颖超因为难产还在医院里，依靠党组织的及时通知和群众的仗义帮助，才得以脱险。不久，汪精卫又背叛革命，宁汉合流，党的活动转入地下秘密状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中共中央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后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并决定派周恩来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7月19日，周恩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他才告诉邓颖超，准备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有讲。邓颖超对保密已成为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他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后来邓颖超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周恩来有个特点，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和群众要做到的事，他首先做好。对于党内保密纪律也是如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爆炸时，当时不知能否成功，周恩来对负责试验的同志说：这次试验，要求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绝对保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同志知道，不能告诉其他人，包括自己的家属、亲友。周恩来还说，邓颖超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大家都以周恩来为榜样，严格地遵守纪律，保守了国家机密。

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周恩来的办公室和他的文件保管，都定有极为严格的制度。身边的秘书凡分工联系哪方面工作的，就看哪方面的文件，不允许随便看无关的文件。而对他们分工范围内的事情，则充分提供条件让他们熟悉业务。即使秘书分工范围内的事项，属于特别机密的，也要等到必须经办时才告诉有关人员。秘书们都说周恩来是纹丝不透。周恩来的办公室，是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地方。除有关人员外，别人都不得入内，亲属朋友如果不是来谈工作的，也不例外。他的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在口袋里，睡时压在枕头下。只有当他出国时，两把钥匙才交给邓颖超保管。邓颖超像接管保密任务似的把两把钥匙珍藏起来。有一次走得匆忙了，直到飞机场上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他就封在信封里让一个同志带给邓颖超。回来的时候，他和邓颖超见面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邓颖超把两把钥匙还给他。

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无密可保的情况下，周恩来对中央开会的内容，回到家中仍守口如瓶。周恩来患癌症后，有一次在病房里与邓颖超交谈。周恩来说：“我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也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这对为共产主义事业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伴侣，互敬互爱的革命夫妻，都知道不久就会有残酷无情的诀别出现在他们面前，然而，他们终生遵守党的纪律，把没有谈的话永远埋藏在各自的心底了。（徐徐）

选自《作风百典》

主编：俞克明 赵增辉 徐建刚 王 玉

中国方玉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