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复旦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杨玉良和学生谈起了“为什么要上大学”的问题。对此,他引用复旦老校长李登辉近百年前的一句话来告诫:“如果你是为了升官发财来到复旦学习的话,那么你在学校会受到鄙视。”他同时引用作家王安忆的话,劝告同学们不要急于加入竞争,而是要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在相对的孤立当中完善自己。(9月19日《中国青年报》)

杨玉良校长所描述的,是一种相当理想的大学生活状态。从学识修习和人格养成两方面来看,大学生确实都应适当地淡泊名利。如果一名大学生能够真正按照如此标准坚持下去,其学识与品质都将大可期许。不过,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倘若放到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中来看,好的学识和品质能不能当饭吃,却是大为可虑的。如果现实一些,当下对有升官发财之念者究竟有多少鄙视者,大可商榷。要求大学生们“鄙视升官发财”,颇似于要求其“举世皆浊我独清”,或许只能说说而已。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占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由于阶层板结现象的日趋严重,权力和财富资源纷纷被垄断,上升通道被挤占,普通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有很多即便一心进入主流,全力挣钱,往往还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有的甚至不足以应付生存的压力,更别提什么人生的规划和发展。这样,使得“鄙视升官发财”对很多人而言都显得相当奢侈,是颇具阿Q色彩的一种态度,很难构成坚强的人生价值观——也许有一天真的开始“鄙视”了,但那多半已经是一种无奈或者愤怒了。

总之,假若青年信仰普遍“向下”,那一定是社会利益和机会分配持续不公平公正的必然结果。但反过来说,如果过多青年人失去了相对超卓的信仰,一切以名利为念,这又是一种必须予以高度警惕的社会现象。“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陈独秀),社会肌体越是不健康,就越是需要新鲜活泼细胞发挥出作用。青年的理想和激情,是其“新鲜活泼”的根本。

那么,在当下,究竟如何让青年人葆有向上的理想?对一所大学来说,易世风固然不易,改校风应该不难。窃以为,包括复旦大学在内的所有大学,若想让自己的学生真正能从内心里高贵起来,不以升官发财为念,不能只是单纯地教育学生,而是应该从校长做起,从教授做起,从规范学校自身的种种办学行为做起。只要一所大学能够做到不媚权、不羡钱、重知识、尚道德,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具有公认的高贵品格,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必将逐渐扭转学校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话说回来,能真正为民众做事的“升官”,以正当途径、合法手段获得的“发财”,又有什么可鄙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