甪直，一座蕴藏着江南灵秀的水乡古镇，穿越了2500多年的历史风雨。吴王阖闾曾在这里建有离宫，唐代诗人陆龟蒙、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曾在这里隐居。宋至清康熙年间，这里有进士、贡生120多人。在岁月留痕的小镇深巷，有一座距今1500多年的保圣寺，寺中“国家文物保护”纪念碑上刻有一个名字：金家凤。在这个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背后，还有一段被尘封在记忆深处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时代激流中的青年才俊

金家凤是吴县甪直（现属吴中区甪直镇）人。1903年，金家凤出生在甪直镇一户地主家庭。父亲金恩燮，字友克，思想进步，在当地颇有名望，辛亥革命前后曾任甪直镇同盟会负责人。金家兄弟姊妹5人，金家凤排行第三，又名品三，字冠三。

1916年，金家凤从甪直小学毕业。对儿子寄予厚望的金恩燮将金家凤送到上海继续求学。带着蓬勃青春朝气的金家凤离开故乡飞向了新天地。他就读于上海南洋附中，这所学校创建于1901年，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20世纪最初的20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开自由思想之先河的时代，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中心。1916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它以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成为广大知识青年最喜爱的读物。金家凤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通过阅读和思考，金家凤的思想也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观念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从而确立了成为“敢于自觉勇于奋斗“之新青年的全新奋斗目标。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全世界，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竞相介绍苏俄革命情况。在革命思想影响下，思想活跃、追求光明的金家凤，积极参加各种社会进步活动。1919年二三月，金家凤参加了世界语学会，反对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同年4月，16岁的金家凤与侯绍裘（中共苏州独立支部的创始人之一）等同学一起商议谋划，准备用炸弹暗杀军阀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但由于暗杀计划事前泄露，被警察逮捕关押，后经南洋路矿学校校长朱贡三出面，才获得保释。

1919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五四爱国运动像天降狂飙疾风暴雨式地从北京迅猛地席卷全国。从繁华的城市到偏僻的乡镇，千百万人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上海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工人力量最强大的城市，也是新式学校、文化机构集中的地方。这里的一举一动，对全国有着左右局势的作用。5月7日，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两万多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抗议集会。11日，复旦大学、南洋中学等31家学校学生发起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26日，上海各校学生两万人举行罢课。6月16日，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大东旅社举行，21省市学生代表60多人出席会议，第一个全国性的学生组织“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上海的爱国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大规模的工厂罢工和商店罢市的出现，使上海爱国群众运动的规模和声势甚至超过北京。

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激流中，风华正茂的金家凤是南洋附中的代表、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成员之一、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由于学校反对学生参加社会进步活动，激进的活动被学校当局视为不轨。金家凤与侯绍裘、茅以新、萧箎、沈昌等8名学生，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被校方开除。此后，金家凤转入南洋路矿学校读书，并在中法教育会补习法文，积极筹备去法国留学。

1926年10月，金家凤夫妇与孩子在北京家中。

6000银元慷慨捐赠为建党经费

1919年6月，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题为《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而遭逮捕。出狱后，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由李大钊护送出京。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经天津悄然来到了上海。上海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积极分子前去欢迎。在欢迎大会上，陈独秀应邀发表了演讲。这位青年导师又一次向青年吹响了“向民主和科学进军”的号角。台下七八十名青年学生听后群情激昂、热血沸腾。参加欢迎活动的金家凤对这位《新青年》的主编一直极为仰慕，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陈独秀。不久，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英国哲学家罗素应邀来华。罗素的中国之行从上海开始。在组织欢迎罗素来华演讲会期间，金家凤又一次见到了陈独秀。经过交谈，陈独秀对金家凤也非常赏识。从此，金家凤与陈独秀朝夕相处，并师从陈独秀，帮助编辑《新青年》杂志，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并参与建党建团工作。

早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南下上海途中，他们就曾共商建党大计。影响中国的伟大事变正在悄然酝酿。

1920年4月，经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一行来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商谈了在上海建党的工作。为了沟通中俄两国间的关系，他们决定建立中俄通讯社（后改称华俄通讯社）。通讯社由魏金斯基的翻译杨明斋负责。杨明斋、陈独秀出面，租下了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作为社址。这里距离陈独秀的寓所老渔阳里2号不远，新渔阳里比老渔阳里造得迟，整个里弄房子都很新。新渔阳里6号是一幢二楼二底的典型石库门房子。一年前，戴季陶受命于孙中山，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并任主编时就曾住在这里。此后，金家凤与俞秀松等人住进了新渔阳里6号。楼上朝东的亭子间是俞秀松等人的卧室，金家凤与杨明斋则同住在朝西的亭子间。新渔阳里6号与老渔阳里2号成为建党前夕上海共产主义者重要的活动场所和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地点。

五四时期是思想飞扬的时代，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唤醒了民众，特别是唤醒了当时一大批激进的要求改革的青年。许多先进青年奔集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投入改造中国社会的行动。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进步青年怀着爱国热情，脱离家庭，离开学校来到上海，还有各地不少被当局通缉的学生和追求进步光明的进步青年，到上海找《新青年》杂志社的陈独秀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编邵力子。于是，新渔阳里6号成为了容纳青年的住所。高大俊雅的金家凤为人热情，待人诚恳随和，他协助俞秀松安置外地学生，热忱地接待来自各地的青年朋友。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金家凤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积极参与研究会翻译、写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活动，先后以冠三、品三、凤三等笔名，在《新青年》《共产党》《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向导》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歌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在这一时期，为筹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但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加上人生地疏，经费十分拮据。金家凤知道后，马上给家中写信，以“赴法留学”之名，向家中筹措留学经费。母亲宋乔收信后，信以为真，想方设法筹到了6000银元，分批送到上海交给金家凤。

这6000银元是家人给金家凤和他的未婚妻留学法国10年的费用。据当时清华学校的外籍教师狄登麦的调查，1912年至1919年，物价相对比较稳定，100银元可以是北京市郊一个五口之家一年最低的生活费。20世纪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就可维持小康水平。由此看来，6000银元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金家凤拿到这笔巨款后，毫不犹豫地将它全部交给了陈独秀，作为建党建团的活动经费，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