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提出“蚁族”概念的青年学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近来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群体，历时一年多调研完成的《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终于面世。调查显示，科研、教学和经济压力被青年教师们视为“三座大山”，这一群体自比为“工蜂”。（《中国青年报》9月14日）

笔者也是高校青年教师，自踏上工作岗位以来，一直关注相关的新闻报道。我也曾撰文为这个群体“呐喊”过，因此对这个调查结果并不感到“新鲜”，因为调查中很多教师的诉说，不过是重复新闻中“昨天的故事”。此外，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我的思想也慢慢发生转变。我认为，青年教师老以“自怨自艾”的形象出现在新闻中，有点“撒娇”的意味。

在此，我不是要否定廉思教授的研究，也不是替体制说话，更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毕竟，我的工资收入也不高，没房没车。我注意到，这个调查涉及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5个相对发达的城市，无论是调查采访，还是统计数据，都很难代表全国86万高校青年教师。毕竟，这个队伍极其复杂，有地域、院校、专业、学历、性别、家庭经济状况和背景的差异，也有个人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差异。

让我感兴趣的是青年教师如何“认知自己的社会地位”。报告显示，这个人群的自我认知在“下行”。但是，无论从哪方面硬件条件来看，“工蜂”族都不算“屌丝”：高学历，工作稳定，83.7%受访者拥有本地城镇户口，八成有住房公积金，五成以上有医疗和养老保险。加上社会名望，高校“工蜂”族应属“凭借学历资本而上升”的中产阶层，为什么他们如此“看低”自己的社会地位？

我所在的小城市，“大学教师”至少不算是底层职业。我并不完全赞同报告中分析的理由——“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变了，权力和金钱取代知识与道德成为评价核心指标，这是令高校‘工蜂’族感到压抑的重要背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下降，‘工蜂’族地位更加被边缘化。”

首先，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已经分化，不是整体地位下降，而是各归其位。“高校教师”不过是一群职业化、专业化人士。

其次，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变了，必然会影响到各个行业。现实中，医生“收红包”、“拿回扣”，记者拿“封口费”，一些事业单位“拉关系”、“拼爹”等负面报道还少吗？哪个行业的年轻人没有压抑感？“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已在众多年轻人内心植根。而据我的经验，“高校青年教师”一直是媒体聚焦、关注度较高的群体，何来“被边缘化”之说？

社会确实应该尊师重教，可是，作为教师自己，职业尊严不能仅靠职业身份和工资收入来维持，教师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认知也不能仅靠外在的东西来提升，它更在于个人内心如何看待这份职业。时代在变，教师对自己的定位也应转变，如今，行业之间的人才流动越来越普遍，对自己的职业不满且有能力的教师，不是没有另谋高就的机会。但是，无论到何处，每个行业的职业尊严，更源于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