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时间紧迫，八路军必须紧急出兵山西抗日前线，故而对于这个问题会议没有深入讨论，也没有形成共识。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对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作战方针的批评，也引起了部分人的共鸣。彭德怀就对此“表示赞同”，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会后，毛泽东与彭德怀详细讨论并研究四个月来八路军作战情况和华北战场的形势，两人之间还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彭德怀说：“你在延安，不接触前方群众，不了解情况。”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说服了彭德怀，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同时也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在“基本的是游击战”之后加上“不放松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参见《彭德怀全传》（二），第399页。）

原因之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是新事物，如何对待大多数人没有经验。中国共产党虽然曾经有过与国民党合作的经历，但接着是同国民党长达十年的内战，现在国民党从内战的对手变为合作的对象，这对于中共来说确实是一个重大转折。在这重大转折关头，对国民党究竟应持何种态度，在国共合作中应持什么样的立场，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上一次国共合作是十年前的事情，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多数成员，是大革命失败之后才进入中央领导机关的，更何况此次合作与上次合作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两党合作的具体方式以及共产国际对两党合作的政策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刚刚提出之时，党内有相当多的人对国共再次合作曾不理解，表现出关门主义的倾向。即使到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时，当时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杀蒋，后来中共中央经过慎重的考虑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从而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当国共合作建立之后，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张闻天等曾一再强调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一开始领导层中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不同意见。由于抗战之初国民党确实对以往的政策作了较大程度的修正，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也表现出较坚定的立场，正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新精神，并认为中共仍存在对国民党的进步估计不足等问题，相当多的人又觉得王明的说法有道理，从而造成了毛泽东一时“孤立”的局面。

王明虽然较早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但由于他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对于中国革命应当怎样进行往往多是纸上谈兵，对中国政治的了解显然没有毛泽东深刻，更缺乏同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打交道的实际经验。而毛泽东经历了大革命由盛而败的全过程，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他在创建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过程中，不但经历了许多的党内斗争，而且在战争中与蒋介石进行直接较量，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国内政治斗争经验，故而对蒋介石的了解与把握自然远比王明深刻且准确。所以，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关于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观点，虽然一时没有人表示反对，但由于他的论述实际上是建立在中共能主导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的主观臆想上的，而当时的现实是如果真正“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就有可能成为国民党的附属物，变成一切经过国民党和一切服从国民党，这对于有着自己政治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因而，“有些人虽在会上作了口头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去贯彻王明那一套” （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第525页。）。所以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一套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作者罗平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