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孤立”的原因分析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多数与会者同彭德怀一样“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

原因之一，王明的特殊身份。张国焘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王明暗示这个策略上的变动很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24、420页。）彭德怀也说：“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王明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并且是其领导成员之一，又有机会亲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他的这种身份，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中绝无仅有。经过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中共的独立自主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共产国际、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中共干部包括领导人的心目中，仍然有着很大的威望，中共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是经过延安整风之后才完全实现的。所以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的讲话中，虽然一些原则问题如彭德怀所说的“混淆不清”，但多数与会者认为王明的话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的态度，而共产国际一定比自己站得高看得远，于是连毛泽东也承认自己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仅对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问题“坚持到底”，其他与会者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原因之二，王明确实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起过积极作用。1933年1月17日，王明起草了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开始突破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有了向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转变的萌芽。 1933年1月26日， 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致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5年6、7月，王明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起草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个宣言“不仅冲破了关门主义的小圈子和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而且把联合的对象扩展到了除蒋介石等少数卖国贼和汉奸以外的—切抗日的党派、团体、阶级和阶层，统一战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参见郭德宏：《王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党史研究与教学》1988年第5期。）。《八一宣言》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的一个标志性文件。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中国共产党人要争取实现的目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中共对国民党应当持何种态度，就需要有具体的方针政策了。正在这关键时刻，王明回国，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最具有发言权，何况他还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会议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原因之三，洛川会议关于红军作战原则分歧的影响。在洛川会议上，关于红军的作战原则，毛泽东强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5页。）但与会者对于这个问题看法并不一致。周恩来说：“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他将这种打法称之为运动游击战。（参见《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任弼时说：红军应当在“不失时机的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这样“增强我们的领导及扩大部队均有关系，所以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彭德怀说：“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性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参见《彭德怀全传》（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