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的“孤立”

在听取张闻天的报告和王明的发言后，会议进行讨论，“讨论中许多同志在一时难以分辨是非的情况下，不同程度地同意和拥护了王明的主张”（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

与王明一起回国的康生在发言中说，现在要内部团结，须提出下列口号：拥护蒋委员长继续领导全国抗日，拥护中央政府继续抗日，共产党要帮助国民党改造军队，帮助国民党购买军火，帮助蒋介石创设军事工业。关于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今后最好不用，现在最好都用反日民族自卫战争，不用反日民族革命战争。（参见张树军、齐生主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重大会议实录》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也有一些同志从局部情况出发，认为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

由于王明在报告中点了刘少奇的名，说他的“小册子提得太多”，所以刘“在会上受到了许多人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参见《刘少奇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页。） 。12月12日、13日、14日，刘少奇在会上先后三次发言，只得就有关问题进行辩解。刘少奇承认自己“抗战以来对国民党本质上的转变估计不足”，认为现在的政府、军队不改造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产生把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对立起来”的思想。“同时由于大革命的痛苦教训，怕上国民党的当，因此，便强调独立自主。”刘少奇还针对王明的批评解释说：“我们所说的独立自主，不是破坏统一战线的，是尽量争取合法地位做起来的。一方面自己做，一方面利用合法，这样便使我们自己与阎同时做，这是较好的办法。”（参见《刘少奇传》上册，第300—301页。）

12月12日，张闻天作了总结性发言，就“对国民党转变估计不足”等缺点作了“检讨”（参见《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第366页。），“承认了王明所指摘的某些所谓‘错误’”，但他同时又认为，对于统一战线问题，自西安事变以来，基本上是正确的，并获得了许多成绩；洛川会议提出的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是基本正确的，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今后红军游击战还是主要的，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华北工作一般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统一战线工作有进步。（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2页。）

在这次会议上，“唯有毛泽东作了实质上抵制王明错误的发言”（参见《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第365—366页。）。当然，毛泽东的“抵制”也是有限度的。他12月11日在发言中，也承认“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表示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3页。）。毛泽东对王明的一些观点虽然持不同意见，但由于王明的共产国际背景与当时的会议气氛，也不可能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只能作“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毛泽东传（1893—1949）》，第524页。）。

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在八路军出动后，政治影响更扩大。在全国群众中组织力量虽不够，但不能看数量少，在群众中力量是大起来的。”关于王明在发言中所肯定的章乃器的“少号召多建议”主张，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这是只适宜国民党现时状况。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第524—525页。）

12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作了发言，重点讲战略问题。他说：抗日战争总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由此看来，尽管毛泽东与王明在国共关系等问题上确实存在分歧，但毛泽东并没有对王明的主张明确加以“抵制”或“斗争”。实际上，毛泽东既认可了王明的一些提法，如承认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但同时又用各自表述的方式，坚持自己原有的观点，如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等。当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抵制”或“斗争”。

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这次政治局会议时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又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第524—525页。）据李维汉回忆，“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曾对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

说自己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多少有些夸张，但这次会议上没有人去明确反对王明主张的那一套，也是事实。与会的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曾这样说：“当时，我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