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水塘，浙江义乌的一个山村。

　陈望道的故居在后村，是一栋宣统年间建造的庭院，白墙黑瓦。1920年早春，陈望道在这里，借着一盏煤油灯，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陈望道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及第一批中共党员。

　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陈望道此后离开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他重新回到党内，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做统战工作。

　首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也是学术宗师，他被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其著作《修辞学发凡》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出任第二任修订《辞海》总主编，在美学、逻辑学等领域也很有创见。

 1915年，陈望道东渡日本留学，主攻法科。那时他认为法科是万能的，能驾驭时代。

　陈望道关心时政，由此接触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从他们那儿，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望道决定回国。

　当年8月，受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享颐之邀，陈望道去该校任教。因指导学生创办进步杂志《浙江新潮》发表了触怒当局的文章，校长经享颐不得不离开了学校，陈望道也回到老家义乌分水塘村。

　回到分水塘，陈望道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

　当时，国内已有人摘引《共产党宣言》个别段落，但都是译者从日译、英译或俄译本翻译，不完全准确。早期同盟会会员朱执信摘引“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时，译成了“嘻，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当时局势迫切需要一部完整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

　翻译稿酬用于建党

　1920年早春，陈望道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戴季陶提供了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了英译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

 村里至今还流传一个故事，陈望道翻译时废寝忘食，吃粽子误将墨汁当红糖蘸了吃，还对母亲说“甜”。

 中共早期党员沈玄庐后来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花费了平时5倍的工夫。

　1920年4月下旬，《共产党宣言》翻译完，陈望道正要寄往上海《星期评论》连载，收到了编辑部电报，邀请他前往上海担任编辑。

　当他带着译稿到达上海后，发生了意外：《星期评论》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

　幸运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当年4月来到中国，与陈独秀见面，得知出版《共产党宣言》有困难，决定从带来的共产国际经费中拿出一部分资助，于1920年8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

　《星期评论》停刊后，《新青年》从北京搬来上海，陈独秀请陈望道任《新青年》编辑。陈独秀去广东后，陈望道成为《新青年》负责人。

　1920年5月到8月，陈望道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以《新青年》编辑部为中心，经常开会讨论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当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外界说小组的经费来源主要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陈望道后来回忆说事实并非如此，经费主要是小组成员靠翻译得到的稿酬，他说“李汉俊、沈雁冰、李达和我都搞翻译，一夜之间可翻译万把字。”

　从“红头火柴”到“热水瓶”

  1921年，中共一大开始筹备，此间内部发生矛盾。

　当时李汉俊负责管理党内活动经费，领取须经过书记陈独秀的签字，在广州的陈独秀并不知道有多少经费，只管签字，经常发生他批了条子但李汉俊无钱可支。

　李汉俊致信陈独秀让他以后不要乱批条子。但这一细节在《李达自传》的描述是“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编辑部垫点经费出来，陈独秀复信没有答应。”

　但此矛盾造成的结果在各自的回忆里一致：陈独秀写信说李汉俊、陈望道要夺权，想当书记。

　陈望道看到信后大怒，要求陈独秀公开道歉，遭到拒绝。

　陈望道认为陈独秀搞家长制，一气之下要求退党，根据陈望道生前多次回忆，他说自己曾被推选为上海地区的一大代表，因为这事，就没有参加一大。

　1923年陈望道退党。

　在余子道看来，陈望道怒而退党，是由于他的刚直性格，他有一个外号叫“红头火柴”，一擦就燃。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新闻系本要北上并入中国人民大学，但时任复旦校长的陈望道顶住不放，毛泽东也没办法，说“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去办吧。”

　其夫人蔡葵曾回忆说，陈望道青年时是“红头火柴”，中年后，就成了“热水瓶”，外面冷、里面热。

　陈望道在1957年回到共产党内，但因统战工作需要，没有公开。直到1973年，公布中共“十大”代表名单，世人才知道陈望道是中共党员。此前，连家人也不知道。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