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跟‘坏同学’做朋友，要跟‘好同学’做朋友。”昨天，张小姐发帖称，同事的孩子在读一年级，上周五老师给家长们发了这样一条短信。对此，校长解释说，老师只是善意地提醒，并不是针对哪个学生。（《现代快报》）

　中国人向来讲究环境的影响，譬如孟母三迁，讲究的也是择善而居，省得带坏了自己的孩子。择校也好，为孩子挑学区也罢，不就是想找一帮“好同学”吗？

　只要你不把自家的孩子对号入座成“坏孩子”，老师的这个提醒，虽然有点市侩的意思，却也温暖如许——不管怎么说，教育孩子跟“好同学”亲近点、跟“坏同学”疏远点，也是人之常情。

　真正有问题的是，老师的这种提醒捅破了某层窗户纸：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坏孩子，赤裸裸推到了公共话语的前台。

　“坏同学”是哪里来的呢？一者，只要有评价体系，那么，必然有好坏之别，成绩有好坏、品德有良莠，在功利的教育GDP下，硬是把心里面的坏同学说成嘴皮子上“潜力最大的同学”，不过就是把农民工美其名曰“新市民”罢了。教育机制如果少些急功近利，“坏同学”自然就不会那么扎眼。

　二者，“坏同学”其实也没啥可怕的，只要你没有定式思维，否极泰来也是自然的规律。怕就怕“三岁看老”的成见，这种伤害比一两声“坏同学”的责骂厉害多了。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汗·帕穆克也曾是“坏同学”，小时候总爱打架；苹果缔造者乔布斯也曾是“坏同学”，赌气要上最贵的大学，学费远超其父母承受能力……“坏同学”没啥可怕的，只要社会不抛弃、教育不“关门”、机会与制度不区别对待，向上的通道还在，那么，由“坏”转“好”就有可能。

　我们都可能曾经是“坏同学”，但我们确实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与“好同学”为伍，那么，要做的不是忌讳这个话题，而是对“坏同学”多些包容与友善，你不把“坏同学”往坏里看，老师的“友情提醒”也不过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而已。（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