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在给盛世才的电报中说：第三国际与斯大林知道你已取得入党资格，可是，他们认为你暂时不能加入中共，因为在国际舞台上，新疆关系很微妙，而在中国之内，你的政治地位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两种因素，目前你的入党似非所宜。斯大林不同意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同意其成为联共党员，还另有目的，这就是便于控制盛世才和新疆。

盛世才与家人的合影（资料图） 本文摘自《西路军·天山风云》，冯亚光 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与新疆独特的历史背景有关。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成功地击败了外国武装干涉，粉碎了国内白卫军的进攻，转入经济恢复与建设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对新疆最大的影响，是它结束了沙皇俄国对新疆长达近80年的侵略，改变了俄国与新疆关系的性质，使中俄关系成为友好通商，平等交往的关系。苏俄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也由于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使国内生产遭受到极大的破坏，物品奇缺。1920年生铁产量仅相当于1913年的2%，糖产量只有3%，棉花只有5%~6%。因此，苏俄政府急需发展对外贸易，包括恢复同新疆的贸易。新疆当时也有这个需要。以往新疆工业品的供给和土产品的销售均依赖俄国，俄-新贸易骤减，工业品失去来源，土产品没有市场，只好发展与内地贸易，但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运来的工业品价格昂贵，土产品除肠衣和皮毛外无人收购，价格大跌。与1917年以前相比，全省布匹价格上涨300%，铁上涨800%。1920年5月28日，苏俄和新疆地方当局签订《伊犁临时通商协定》。这个协定废除了沙俄时的免税权和领事裁判权，是一个平等条约。条约签订后，两国地方贸易逐年恢复和发展。1924年10月双方换文，同意相互对等：苏联在迪化设总领事馆，在喀什、伊犁、塔城、承化等处设领事馆；新疆在苏联哈萨克共和国斜米设总领事馆（1931年改设于塔什干），在宰桑、阿拉木图、塔什干、安集延等处设领事馆。

苏联和新疆边境绵延2000多公里，交界之地种族相近，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苏联为了本国的利益和安全，十分关注新疆的局势。新疆地方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需要边界的安宁。所以十月革命以后，苏联与新疆地方当局一直保持着和平、友好、通商的关系，即使1929年中苏外交关系因“中东路事件”而中断时，新疆地方当局和苏联仍然保持着外交关系。

杨增新借辛亥革命之力当上新疆都督，对苏俄始而严守“局外中立”，坚持“不干涉主义”，继之又协助苏俄红军剿灭入窜新疆的旧俄白卫军，始终同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保持正常的友好关系，是同时代的封建军阀不可比拟的；但是，他长期实行闭关政策和愚民政策，阻碍了新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他因循守旧的做法，引起他的政府中以樊耀南为代表的一些具有革新意识人士的不满和反对。1928年7月7日樊耀南等发动政变，将杨增新枪杀。但政变很快就被杨的门生、政务厅长金树仁镇压。金树仁掌握了新疆的统治权，仍然同苏俄保持着贸易往来。

金树仁思想平庸，腐败无能。1933年，督署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长陶明樾、航空队长李笑天等人联合归化军发动四一二政变，赶走了金树仁。金的前线总指挥盛世才在极为不利的局势下，通过各种实力加心力的角逐，最后达到新疆权力的顶峰。盛世才上台之初，因势单力薄，立足未稳，想投靠南京政府，有所仰仗，以便正名位而号令全疆。但因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南京政府迟迟不予任命，相反还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新“宣抚”。宣慰团里各样的人都有，实际上也就是到新疆后接替省政府的班底。盛世才枪杀与黄慕松搞到一起的陶明樾、陈中、李笑天，挫败了南京政府的企图。南京政府被迫任命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但仍然想把盛搞掉。那时，武力入新的马仲英与伊犁屯垦使张培元联合起来反对盛世才，马的部队一直打到省城附近，张也倾巢而出攻击盛世才，南疆又出现了东土耳其斯坦伪政权，盛世才的统治岌岌可危。

盛世才审时度势，权衡利害，认识到只有取得苏联的援助，才能够挽救危局。1933年5月，盛世才派外交部驻新疆办事处处长陈德立到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去见孜拉肯总领事，表示愿意在金树仁政府与苏联签订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进彼此间的友好关系。盛世才还宴请苏联驻迪化正副领事，表白自己信仰马列主义。经过多次会商，双方取得谅解。孜拉肯总领事将会商情况电报莫斯科请示，电内称盛世才为马列主义信徒。1933年10月，由于马仲英的步步进逼，盛世才又派陈德立和航空队副队长姚雄赴莫斯科请求军事援助。苏联政府遂派熟悉东方事务的驻塔什干外交特派员格·阿·阿布列索夫为公使衔的驻迪化总领事，与陈德立、姚雄一道来到迪化，负责与盛世才直接谈判。在谈判中，为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盛世才“曾允在将来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准能够接受共产主义时，可以实行共产主义”。

苏联决定支援盛世才，大致可以归结为三方面原因。第一，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希望新疆有一个亲苏的地方政府。当时帝国主义妄图把新疆作为反苏的基地，马仲英受日本支持，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由英国一手策划。新疆乱下去，不仅对中国不利，也对苏联不利，只对帝国主义有好处。如果新疆有一个亲苏的地方政府，就可以排除英、日势力出新疆，这对于巩固苏联的边防，抵御日本的侵略阴谋是十分有利的。第二，就盛世才这个人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人选。盛世才是辽宁开源人，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时期，他被留日的辽宁同乡推为代表返沪参加全国学生总会争回国土运动。此后，盛世才弃文从武，进入韶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在东北军郭松龄部任职，得到郭的赏识，后被张作霖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5年11月，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奉命回国参加郭部反张工作。因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干涉，郭松龄兵败被杀，盛潜回日本陆大继续读书。他陆大毕业后，正值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后调任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科长，因不被重用遂萌赴边疆之志。可见，他对日本侵略军有积怨，对南京政府也有反感。第三，盛世才政府是南京政府任命的合法政府，支持盛世才，不会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国际上，英、美等国虽然不满，但也无干涉的理由，只好吞下这只苦果。1939年4月，斯大林在接见孔祥熙时曾经说过：“当年苏联之所以援助盛世才政府，是因为盛政府是中国中央政府任命的合法政府”，“苏联当年援助与它素无关系的盛政府，也就是间接援助了中国的中央政府”。

苏联与盛世才正式结盟，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给予盛巨大的援助。

军事上，苏联除给盛世才飞机、装甲车、机枪、弹药等军火援助外，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还派红军分两路入新参战。一路由霍尔果斯进入伊犁，穿盛世才军队服装，对外称“塔尔巴哈台军”，击败张培元，张自杀身亡。另一路由塔城边卡苇塘子入境，穿盛世才军队服装，对外称“阿尔泰归化军”，直扑乌苏，南向迪化，解迪化之围。马仲英被迫逃往南疆，占领喀什，促使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覆灭。盛世才率领省军和阿尔泰归化军紧追不舍，马军大败。英国驻喀什领事劝马仲英逃往印度，苏联驻喀什领事劝马仲英到苏联去。为保住部队，马仲英等于7月10日在依尔克斯塘附近越过边界进入苏联。马仲英余部由其姐夫马虎山率领，保留三十六师番号，退驻和田，和田“伊斯兰教王国”随之灭亡。新疆局势安定，苏军撤退回国。目睹盛马大战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博士评论说：“如果盛世才没有向苏联购买飞机、装甲车、机枪、弹药和卡车，甚至雇佣那个国家的军队的话，他是不会取得胜利的。”1937年5月南疆又发生麻木提、马虎山变乱，很快席卷南疆。盛世才无力阻止变乱，不得不再一次请求苏联出兵。同年9月，苏联派柯尔克孜兵两个团，俄罗斯机械化部队一个团，配有飞机40架、坦克20辆，由阿图什县境直趋巴楚，将三十六师的人马截成两段。马虎山见大势已去，率少数亲信逃奔印度，后投靠了蒋介石；麻木提也由印度逃往日本，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扰乱新疆的走卒。新疆全境宣告统一。1938年1月，盛世才以哈密一带不安宁，以及苏联运赴中国之抗战物资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为由，请求苏联派苏军一个团及空军一个支队开往哈密驻扎，扼守新疆的东大门。这就是苏军红八团驻扎哈密的由来。

经济上。1935年8月，苏联向新疆省政府提供500万金卢布的借款，用以战后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偿付苏联军火款。借款没有什么附带条件，只规定了借款的用途，即修筑公路，建立发电厂、电灯厂、清花厂、榨油厂等，5年期内由裕新土产公司以土产归还，年息5厘。1937年1月，苏联又向盛世才提供250万金卢布的借款。由于土西铁路和若干公路的完成，使苏联与新疆的交通，较之内地更加便捷，使新疆与苏联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根据《二十年来苏联对外贸易统计要览》所述：1933年至1936年，苏联输入新疆的主要商品有大麦、镶木、砂糖、石油及石油制品、化学及药品、火柴、棉织物、黑色金属及制品、机器及制品等，价值总计6605．4万卢布；新疆输往苏联的主要商品有：米、干果、活牲畜、羊毛、棉花等，价值总计10202．19万卢布。两相比较新疆出超3596万多卢布，而同期与内地的贸易几乎断绝。由此可以看出，新疆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

盛世才得到苏联军事和经济的支持，一方面巩固、扩大了势力；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不能不受苏联的影响，实行一系列进步的政策。苏联向新疆地方政府派遣了政治、军事、经济顾问和技术专家，多达300余人。但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不便聘请外国人担任各级行政领导。在盛世才的要求下，共产国际和苏联内务部，派曾在莫斯科学习过或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工作，原先是中共党员后转为联共党员的中国人到新疆。1935年至1936年，先后派俞秀松（化名王寿成）、赵实（王宝乾）、任岳（刘贤臣）、郑一俊（郑义钧）、稽直（栾宝廷）、江泽民（吴德铭）、赵云蓉（女）、刘进中（陈培生）、王立祥（曾秀夫）、张逸凡（万献廷）、芒素尔、哈森木等20余人到新疆工作。其任务有两个：启发群众觉悟，制止民族仇杀，制定进步政纲，扭转新疆腐败落后的政治局势，发展民族文化；侦察敌情，打击日、英间谍活动，排除日、英间谍势力伸入新疆。这些人在组织关系上，受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管理，遵守共产国际和苏联确定的在新疆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的原则。盛世才对他们很尊敬，很优待，一个个委以重要职务，如王寿成任“反帝会”秘书长兼新疆学院院长，王宝乾任外交处处长兼新疆日报社社长，刘贤臣任新疆保安总局副局长，万献廷任新疆日报编辑长，吴德铭任新疆汽车运输总局局长，陈培生任边务处副处长，栾宝廷任省政府交通处处长；但是，在暗地里，盛世才对他们严加监视。

王寿成等虽然是经共产国际、苏联派到新疆工作的，不是中共中央派遣的，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党员与联共党员是可以互转的。因此他们在新疆的革命活动，应成为中共党员在新疆活动的一部分。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时，《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从1933年起就派遣了许多优秀党员到新疆工作。这批共产党人在新疆的主要功绩是帮助盛世才制定和贯彻进步政纲--六大政策，使新疆政局面貌一新。虽然在马仲英围城时，盛世才为了取得苏联的援军，曾允诺在新疆实行共产主义，但苏联深知这是不合时宜的，是不足取的。苏联和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帮助盛世才制定了切合实际的进步政纲，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

不管盛世才的主观愿望如何，应该说六大政策是符合新疆历史发展要求的，是顺应新疆各族人民意愿的，是进步的、革命的政策，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拥护。它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纲领，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的前后几年，六大政策的执行是坚决的，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给落后的、封闭的、停滞的新疆社会，注入了活力，加速了新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盛世才对外实行亲苏路线，对内施行进步政纲。这不仅使他的政权逐步稳固，而且也影响到他的政治态度。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正是由于新疆当时独特的历史环境，由于苏联的斡旋。

盛世才与苏联联盟，推行进步政纲，就必然会倾向并联合中国共产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盛世才“政治问题是以两个中心的态度为标准，即国际问题看莫斯科，国内问题看延安”。据陈潭秋1941年11月6日《新疆情形概略报告》，1935年以后，盛世才本人以“李长春”署名发表文章，以苏联的口号作准则，号召统一世界反帝反法西斯力量，与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比较含蓄地进行了抨击。1936年7月14日，盛世才发表通电响应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并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七项救国纲领：“一、必须全国各族各界同胞一心一意精诚团结以救中国；二、必须停止内战，以最坚决的斗争反对侵略与瓜分中国；三、全国各族各界同胞必须与一切汉奸坚决的斗争；四、对帝国主义必须抛弃不抵抗政策，而采取最坚决强硬之外交政策；五、必须与外来之经济侵略及走私运货作坚决之斗争；六、必须用一切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与农工商业；七、必须遵照孙中山先生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以救中国之危亡。”盛世才在国内一些重大问题上与中共有一致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为了打通国际路线，解决战略依托问题，也需要联络新疆盛世才。早在1936年4月9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步协定时，双方就商定派代表赴苏联。东北军的代表由欧洲去，中共代表由新疆去，并由张学良派人联络盛世才。1936年6月初，中共中央派邓发经新疆去莫斯科。邓发在西安会见了张学良，张学良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亲自到兰州民政厅为邓发办好护照，还写信打电报给盛世才商办此事。6月12日，邓发以甘肃省民政厅查灾专员的身份从西安乘飞机到达兰州，从兰州换乘汽车经过武威，6月27日到达张掖。他到安西时不幸身染重病，待病稍好后于10月16日启程继续向新疆前进，历尽千辛万苦于11月上旬到达迪化，12月1日到达莫斯科。这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代表，也是中共中央与盛世才最早的联系。

抗日战争，使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1937年9月前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延搁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此后，毛泽东发表了《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指出，两党重新结成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

陈云、滕代远尚在迪化时的1937年10月，周小舟奉中共中央之命，以八路军代表身份到新疆与盛世才联络。周小舟当时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秘书。这时，邓发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已由莫斯科回到迪化。经过陈云、滕代远、周小舟、邓发等人的努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成立，对外称“第三招待所”。

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盛世才在苏联的推动下，欢迎西路军余部进入新疆，成为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契机；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行前斯大林嘱咐王明亲自与盛督办谈谈。王明在迪化停留时受到盛世才的热情接待。盛世才向王明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盛为表示自己的进步，就拿出一个本子对王明说，自己在新疆重用了许多共产党员，如俞秀松等人。王明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俞秀松等人反对他们宗派集团的斗争记忆犹新，耿耿于怀，从私人成见出发，对盛世才说“这些人是托派”，还答应回延安后就把材料写出来。盛世才此后于1937年12月10日将俞秀松、江泽民、张逸凡、稽直、任岳、郑一俊等人逮捕。他强加给俞秀松的罪名有二：其一是省城阴谋暴动之参加者；其二是托洛茨基派及所谓“江浙同乡会”之领导者。所谓阴谋暴动，指的是1937年后半年盛世才制造的轰动全疆的“大阴谋暴动案”。他以此为借口大规模逮捕政府首脑、军队头目、民族上层人士，被捕人数多达千人，因而新疆就缺少干部了。盛世才向王明提出请中共中央派干部帮助他，要求中共派四名正副厅长，九名行政长，200名县长科长级干部。王明将盛世才的要求带回延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11月27日，陈云随王明、康生一道回延安。12月，原西路军领导干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这六人奉命回延安。李特、黄超被处决，由邓发执行。

关于盛世才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接受盛世才入党，但由于多年来新疆与苏联有密切关系，此事必须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批准。1938年3月，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路经迪化时，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告诉了盛世才，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没有批准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弼时在给盛世才的电报中说：第三国际与斯大林知道你已取得入党资格，可是，他们认为你暂时不能加入中共，因为在国际舞台上，新疆关系很微妙，而在中国之内，你的政治地位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两种因素，目前你的入党似非所宜。斯大林不同意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同意其成为联共党员，还另有目的，这就是便于控制盛世才和新疆。

关于派干部到新疆工作的问题。中共中央考虑到新疆的重要战略地位，为了建设新新疆造福新疆各族人民，尽管本身干部缺乏，仍然从新兵营，从去苏联或从苏联回国路过者，从延安，抽调了一些干部到新疆工作。

1937年底至1938年春，首先从新兵营抽调干部出来工作。黄火青，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汪小川，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潘同，任和田少将警备司令；周纯麟，任喀什四十八团少校连长；曾玉良，任喀什四十八团少校连长；赵海丰，任喀什四十团少校连长；谭庆荣，任和田三十八团少校连长；黄学谦，任督办公署经理处处长；谷先南，任和田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处长；胡鉴，任蒲犁边卡大队中校大队长；还有几人在边务处任职，搞情报工作。

由延安派往新疆工作的部分同志在临行前的合影1937年底至1939年初，中共有一部分干部去苏联或由苏联回延安路过新疆，经中央同意留在新疆工作。毛泽民赴苏治病，1938年2月1日到迪化，10日被委任为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徐梦秋赴苏治病，1937年12月25日到迪化，第二年1月24日被委任为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后任代厅长；刘西屏赴苏治病，1938年7月到迪化，8月3日被委任为代理哈密区副行政长，后任行政长。留在新疆工作的还有：韩光，任督办公署上校副官；沈谷南，任迪化女中小学部主任兼新疆妇女协会副委员长；郑瑛，任迪化女中教师；苏枚，任迪化女中教师；冯咏莹，任女中小学部教师；吉合，先在新兵营任教员，后在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中共驻新疆党代表工作；林超，任八路军办事处副官。

中共派到新疆的干部，主要还是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