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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四大金刚”:孩子们不受株连

发布时间:2012-11-08 08:33  金山网 www.jsw.com.cn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总理接着说:“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不会像你们当年对待叶帅那样,叶帅的孩子你们都不放过。今天叶帅在座,他不会那样做的。”叶帅会意地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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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捕林彪干将

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以后,他的干将、“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不主动向中央坦白交代问题,而是私下活动,销毁证据,对抗中央。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把他们4人抓起来。这项决定由周总理执行。

9月23日晚,总理驱车到人民大会堂,先是在新疆厅开了个会。会后,总理约来杨德中,向他交待了任务。杨德中受命去部署对“四大金刚”的进一步监视。杨德中走前对我说:“今晚有重要行动,你要提高警惕,多个心眼,再从警卫处调两个人协助你。”他没对我说是什么行动,说完就走了。

我和警卫处的两位同志守在门外。因为不知道这个行动什么时候开始,我心里没底,坐立不安,推开房门去看总理,他却像没事似地批阅着文件。

晚11时左右,杨德中回来了。我急忙上前问他:“怎么样?”他说一切就绪,就去向总理报告。几分钟后,总理把我叫进去说:“咱们回家。”我答应后接过文件包跟在总理身后。我想,都安排好了,怎么又要回家?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总理回到家后并没有休息,仍坐在那里看文件。杨德中告诉我,今晚的行动改在明天上午,仍在大会堂。原因是9月24日上午8时,李先念率团去越南访问,去机场送行的有邱会作。逮捕他们4人的行动需秘密进行,为不引起外界注意,便改在送走李先念以后。

周总理又是一夜没有睡觉,24日早晨7时50分到了首都机场。纪登奎等已到候机室,邱会作也坐在那里。和往常一样,总理与他们相互握手,然后就坐。李先念到后,他们一同步入机场,气氛平静。我紧随在周总理的身边警惕着周围的动静。李先念登上飞机,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飞机滑动了。周总理转身对纪登奎、邱会作说:“9点钟在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其实纪登奎知道开会的内容,邱会作也接到了开会的通知,但他却不知道今天的会对他是个什么结果。

由机场返回的路上,杨德中坐在总理的车上。周总理对杨德中说:“咱们把车开快一点,先一步到大会堂,再与邱会作谈一谈,争取他多交代一些问题。”我们的车速加快了,后边的车速也跟着加快。因为都是红旗车,性能一样,不可能甩掉它。车上原有的通讯设备,也因为要反窃听,全部拆掉了。现在只好干着急,只好到大会堂再说了。

到了大会堂北门,杨德中虽是抢先一步下车,已来不及了,执行人员已对邱会作实施了隔离。

周总理、叶帅和纪登奎在东大厅等待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到来。9时,黄永胜、李作鹏先后到会,与邱会作一块坐在福建厅,只有吴法宪没有到。是什么原因没有到呢?是走漏了消息吗?不可能。总理、叶帅和纪登奎在东大厅内走来走去。我们也很着急。

9时10分左右,吴法宪到了,周总理、叶帅、纪登奎走进福建厅。他们从沙发上站起来。周总理等和他们4人一一握手。我们被允许守在厅内。当然厅内的布置没什么变化,还是开会的老样子,但总显得气氛紧张,与往常不大一样。

就坐后,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们4人隔离审查,希望你们与林彪划清界线,交代你们的错误。”周总理指出他们4人从庐山会议到这次林彪叛逃期间的所作所为。总理没有用“罪行”二字,大概也是个策略。总理说:“林彪叛逃后,根据多方查证,证明你们4人是站在林彪一边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搞分裂活动。毛主席等了你们10天,希望你们觉悟,主动向党中央交代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代,反而相互串联,销毁证据,完全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所以,中央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代问题,也便于中央对你们进一步审查。”总理接着说:“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不会像你们当年对待叶帅那样,叶帅的孩子你们都不放过。今天叶帅在座,他不会那样做的。”叶帅会意地点点头。

总理问他们4人还有什么要说的。他们都耷拉着脑袋,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周总理看着他们的样子,知道要他们在这里马上说些什么,也很困难,于是下令将他们带走。

就这样,比较顺利地把林彪的四员干将抓了起来,消除了一大内患。这是林彪事件后,中央采取的一大行动。

1973年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

11月21日晚8时,周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往常一样,我们把总理送至会场门口,把文件包交给他,就守候在会议室外面。会议时间很长,这并不奇怪,因为政治局开会哪一次也得五六个小时。

照以往的做法,参加会议的人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会把饭送进会场,他们边吃饭边开会。可是今天,我们把总理的饭准备好,请服务员送进去,时间不太长,饭一点没吃,却原样退了回来。我很纳闷地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摇摇头说不知道。

一小时过去了,送去的饭又退了回来。服务员传话说,总理说不吃饭,也不叫再送吃的。我有点坐不住了,为什么不吃饭?我们想不出原因,只是等在外面干着急。我与大夫商量,该吃的药不能误时,于是请服务员准时把药送去。总理把药吃了,我们稍微放松了一下。

几个小时过后,散会了。总理第一个走出来,他的脸色很难看,人显得很疲劳。我在回家的路上不放心地问总理:“您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他的语气低沉。“饿吗?”“不饿。”

第二天开会,总理装文件的皮包轻了许多。临进会场,总理回头对我说:“开会中间不吃饭。”我马上说:“药还是按时吃吧。”总理让我们掌握。

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往开会不是这样,不吃饭,还让送杯玉米粥,今天什么也不让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多年来,总理散会时多数是最后走出会场的,而且往往是几个人一边走出会场一边交谈。这几天,情况有点反常:总理都是第一个走出来,而且是一个人,情绪又是那样的不好;这几天,只是在这里开会,没到过别处,也没约人谈话;这几天,毛主席那里也没去过……

种种迹象表明,出事了。综合“文革”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说明这事出在总理身上。会是对着总理的,通俗地说,是开整总理的会。

我和张树迎轮流跟总理去会场。趁总理在家时,我俩也议论当时的情况,我们的直感是:中日、中美关系的门打开了,他们认为总理这头“老黄牛”也没多大用场了,像是要动手杀“牛”了!

会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又是中联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

有一次散会后,我马上走到会场门口,见出来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我急忙闪在一旁。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笑,只听江青说:“走,还是老地方。”他们的红旗车连成一串,开往钓鱼台。后来,在大会堂北门外执勤的警卫对我说,每天散会后,还有不是住在钓鱼台的几个人,一起去了钓鱼台。他们是在为下一次的会议作准备。

会议不停地开,会场内的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有时一次会进行七八个小时。我们等在外边更是坐立不安。为了保密,会议场内的服务员只指定两人,其他人打下手,在场外等候。开会期间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听到他们在指名批周总理,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以后再没让这位服务员进去,连打下手也没她的份了。

有一次,我把药交给一位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她还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她正用手绢擦泪,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他妈的,我不干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最后一天的会议照例是晚8时开始的。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只进行了3个多小时就散了,这次总理不是第一个出来。先出来的是那些部长们,他们哭丧的面孔不见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看到我就主动打招呼,问一声:“还好吗?”这一声“好”,问得我心里顿时暖呼呼的。王海容更是直率地对我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她以此向我透露总理又可以见外宾了。我一直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会议结束了,为什么批总理,我们不清楚。我们看到的是总理的血尿越来越多,病愈来愈重。

举荐邓小平

1975年的哪一天,我记不清了,可能是在7、8月份,周恩来感到自己的病情会加重,要想康复怕是很困难了,他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举荐邓小平同志担当重任。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我帮总理坐稳后,知道他要写东西,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不用出去。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开始写字。邓大姐见总理写字很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我站在总理的右方,看着他是在给毛主席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党和国家的职务。

他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上报后,始终无音讯。

后期,周总理的病情加重。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等同来到病榻前,看望周恩来。周总理对着张春桥、王洪文说:“你们要帮助小平工作。”小平同志因耳背,可能没听清楚,退至病房门口,问张春桥:“总理说的什么?”张春桥说:“总理叫咱们好好工作。”他没把周总理的原话告诉小平同志。我听后很惊奇:他怎么没出门,就变了。当然,张春桥是“四人帮”的“智多星”,他为什么这样讲,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总理的最后时刻

1976年1月8日,张树迎向我交班,我守在总理的病床前,抚摸着他干瘦的左臂。这是总理住院后期,我养成的习惯。他的手臂发热,我比较放心。此时总理还转过脸来,看看我,我很习惯地对总理点点头,他没说话。总理几天来都是这样,说话很困难。乔金旺和我一个班,他走进病房,示意叫我休息一会儿。我会意地离开病房,轻步往外走。忽然电铃响了,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心跳70几次。陈在嘉大夫说,一直是100多次,忽然掉到70几次,她急得说不出话来,周总理心跳在继续下跌,60次、50次、30次……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陈在嘉哭了,她在监护器前坐不住了,方圻大夫替她守着。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渐渐地看不到心跳了,只见一条直线。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跳动了78年的心脏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停止了。

中央领导人接到总理去世的消息后都急匆匆地赶来了。李先念第一个走进病房,他弯下身子,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稳了,我们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双眼盯着总理的遗容,无言地抽泣着。邓小平、叶剑英都来了。他们都怔怔地站在总理床前,深深地向总理鞠躬。

11时05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走进总理病房,围在总理遗体前肃立。小平同志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总理三鞠躬,目视着总理,缓缓地退出了病房。

周恩来的遗体,经过精心整理,于当日12时许转送到北京医院。

 

来源:人民网 作者:  责任编辑: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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