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接着说：“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不会像你们当年对待叶帅那样，叶帅的孩子你们都不放过。今天叶帅在座，他不会那样做的。”叶帅会意地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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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捕林彪干将

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以后，他的干将、“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不主动向中央坦白交代问题，而是私下活动，销毁证据，对抗中央。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把他们4人抓起来。这项决定由周总理执行。

9月23日晚，总理驱车到人民大会堂，先是在新疆厅开了个会。会后，总理约来杨德中，向他交待了任务。杨德中受命去部署对“四大金刚”的进一步监视。杨德中走前对我说：“今晚有重要行动，你要提高警惕，多个心眼，再从警卫处调两个人协助你。”他没对我说是什么行动，说完就走了。

我和警卫处的两位同志守在门外。因为不知道这个行动什么时候开始，我心里没底，坐立不安，推开房门去看总理，他却像没事似地批阅着文件。

晚11时左右，杨德中回来了。我急忙上前问他：“怎么样？”他说一切就绪，就去向总理报告。几分钟后，总理把我叫进去说：“咱们回家。”我答应后接过文件包跟在总理身后。我想，都安排好了，怎么又要回家？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总理回到家后并没有休息，仍坐在那里看文件。杨德中告诉我，今晚的行动改在明天上午，仍在大会堂。原因是9月24日上午8时，李先念率团去越南访问，去机场送行的有邱会作。逮捕他们4人的行动需秘密进行，为不引起外界注意，便改在送走李先念以后。

周总理又是一夜没有睡觉，24日早晨7时50分到了首都机场。纪登奎等已到候机室，邱会作也坐在那里。和往常一样，总理与他们相互握手，然后就坐。李先念到后，他们一同步入机场，气氛平静。我紧随在周总理的身边警惕着周围的动静。李先念登上飞机，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飞机滑动了。周总理转身对纪登奎、邱会作说：“9点钟在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其实纪登奎知道开会的内容，邱会作也接到了开会的通知，但他却不知道今天的会对他是个什么结果。

由机场返回的路上，杨德中坐在总理的车上。周总理对杨德中说：“咱们把车开快一点，先一步到大会堂，再与邱会作谈一谈，争取他多交代一些问题。”我们的车速加快了，后边的车速也跟着加快。因为都是红旗车，性能一样，不可能甩掉它。车上原有的通讯设备，也因为要反窃听，全部拆掉了。现在只好干着急，只好到大会堂再说了。

到了大会堂北门，杨德中虽是抢先一步下车，已来不及了，执行人员已对邱会作实施了隔离。

周总理、叶帅和纪登奎在东大厅等待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到来。9时，黄永胜、李作鹏先后到会，与邱会作一块坐在福建厅，只有吴法宪没有到。是什么原因没有到呢？是走漏了消息吗？不可能。总理、叶帅和纪登奎在东大厅内走来走去。我们也很着急。

9时10分左右，吴法宪到了，周总理、叶帅、纪登奎走进福建厅。他们从沙发上站起来。周总理等和他们4人一一握手。我们被允许守在厅内。当然厅内的布置没什么变化，还是开会的老样子，但总显得气氛紧张，与往常不大一样。

就坐后，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们4人隔离审查，希望你们与林彪划清界线，交代你们的错误。”周总理指出他们4人从庐山会议到这次林彪叛逃期间的所作所为。总理没有用“罪行”二字，大概也是个策略。总理说：“林彪叛逃后，根据多方查证，证明你们4人是站在林彪一边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搞分裂活动。毛主席等了你们10天，希望你们觉悟，主动向党中央交代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代，反而相互串联，销毁证据，完全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所以，中央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代问题，也便于中央对你们进一步审查。”总理接着说：“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不会像你们当年对待叶帅那样，叶帅的孩子你们都不放过。今天叶帅在座，他不会那样做的。”叶帅会意地点点头。

总理问他们4人还有什么要说的。他们都耷拉着脑袋，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周总理看着他们的样子，知道要他们在这里马上说些什么，也很困难，于是下令将他们带走。

就这样，比较顺利地把林彪的四员干将抓了起来，消除了一大内患。这是林彪事件后，中央采取的一大行动。

1973年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

11月21日晚8时，周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往常一样，我们把总理送至会场门口，把文件包交给他，就守候在会议室外面。会议时间很长，这并不奇怪，因为政治局开会哪一次也得五六个小时。

照以往的做法，参加会议的人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会把饭送进会场，他们边吃饭边开会。可是今天，我们把总理的饭准备好，请服务员送进去，时间不太长，饭一点没吃，却原样退了回来。我很纳闷地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摇摇头说不知道。

一小时过去了，送去的饭又退了回来。服务员传话说，总理说不吃饭，也不叫再送吃的。我有点坐不住了，为什么不吃饭？我们想不出原因，只是等在外面干着急。我与大夫商量，该吃的药不能误时，于是请服务员准时把药送去。总理把药吃了，我们稍微放松了一下。

几个小时过后，散会了。总理第一个走出来，他的脸色很难看，人显得很疲劳。我在回家的路上不放心地问总理：“您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他的语气低沉。“饿吗？”“不饿。”

第二天开会，总理装文件的皮包轻了许多。临进会场，总理回头对我说：“开会中间不吃饭。”我马上说：“药还是按时吃吧。”总理让我们掌握。

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往开会不是这样，不吃饭，还让送杯玉米粥，今天什么也不让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多年来，总理散会时多数是最后走出会场的，而且往往是几个人一边走出会场一边交谈。这几天，情况有点反常：总理都是第一个走出来，而且是一个人，情绪又是那样的不好；这几天，只是在这里开会，没到过别处，也没约人谈话；这几天，毛主席那里也没去过……

种种迹象表明，出事了。综合“文革”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说明这事出在总理身上。会是对着总理的，通俗地说，是开整总理的会。

我和张树迎轮流跟总理去会场。趁总理在家时，我俩也议论当时的情况，我们的直感是：中日、中美关系的门打开了，他们认为总理这头“老黄牛”也没多大用场了，像是要动手杀“牛”了！

会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又是中联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

有一次散会后，我马上走到会场门口，见出来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我急忙闪在一旁。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笑，只听江青说：“走，还是老地方。”他们的红旗车连成一串，开往钓鱼台。后来，在大会堂北门外执勤的警卫对我说，每天散会后，还有不是住在钓鱼台的几个人，一起去了钓鱼台。他们是在为下一次的会议作准备。

会议不停地开，会场内的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有时一次会进行七八个小时。我们等在外边更是坐立不安。为了保密，会议场内的服务员只指定两人，其他人打下手，在场外等候。开会期间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听到他们在指名批周总理，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以后再没让这位服务员进去，连打下手也没她的份了。

有一次，我把药交给一位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她还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她正用手绢擦泪，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他妈的，我不干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最后一天的会议照例是晚8时开始的。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只进行了3个多小时就散了，这次总理不是第一个出来。先出来的是那些部长们，他们哭丧的面孔不见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看到我就主动打招呼，问一声：“还好吗？”这一声“好”，问得我心里顿时暖呼呼的。王海容更是直率地对我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她以此向我透露总理又可以见外宾了。我一直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会议结束了，为什么批总理，我们不清楚。我们看到的是总理的血尿越来越多，病愈来愈重。

举荐邓小平

1975年的哪一天，我记不清了，可能是在7、8月份，周恩来感到自己的病情会加重，要想康复怕是很困难了，他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举荐邓小平同志担当重任。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我帮总理坐稳后，知道他要写东西，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不用出去。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开始写字。邓大姐见总理写字很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我站在总理的右方，看着他是在给毛主席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党和国家的职务。

他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上报后，始终无音讯。

后期，周总理的病情加重。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等同来到病榻前，看望周恩来。周总理对着张春桥、王洪文说：“你们要帮助小平工作。”小平同志因耳背，可能没听清楚，退至病房门口，问张春桥：“总理说的什么？”张春桥说：“总理叫咱们好好工作。”他没把周总理的原话告诉小平同志。我听后很惊奇：他怎么没出门，就变了。当然，张春桥是“四人帮”的“智多星”，他为什么这样讲，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总理的最后时刻

1976年1月8日，张树迎向我交班，我守在总理的病床前，抚摸着他干瘦的左臂。这是总理住院后期，我养成的习惯。他的手臂发热，我比较放心。此时总理还转过脸来，看看我，我很习惯地对总理点点头，他没说话。总理几天来都是这样，说话很困难。乔金旺和我一个班，他走进病房，示意叫我休息一会儿。我会意地离开病房，轻步往外走。忽然电铃响了，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心跳70几次。陈在嘉大夫说，一直是100多次，忽然掉到70几次，她急得说不出话来，周总理心跳在继续下跌，60次、50次、30次……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陈在嘉哭了，她在监护器前坐不住了，方圻大夫替她守着。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渐渐地看不到心跳了，只见一条直线。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跳动了78年的心脏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停止了。

中央领导人接到总理去世的消息后都急匆匆地赶来了。李先念第一个走进病房，他弯下身子，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稳了，我们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双眼盯着总理的遗容，无言地抽泣着。邓小平、叶剑英都来了。他们都怔怔地站在总理床前，深深地向总理鞠躬。

11时05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走进总理病房，围在总理遗体前肃立。小平同志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总理三鞠躬，目视着总理，缓缓地退出了病房。

周恩来的遗体，经过精心整理，于当日12时许转送到北京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