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华社稿件引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公布的报告称“北京人大附近的一所名校，小升初择校费50万元到80万元”。1日，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出面予以否认：“我们是多么的气愤，学校这么多年没有收取捐资助学费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对记者说：“这绝无可能。北京没有几家学校敢这么说。”(10月4日《新京报》）

　新华社文稿虽然酌情运用了表述技巧，仍几乎等同于指名道姓。刘彭芝校长及时出面反击，无非基于两种可能：一是由于受到无端指责，肺都要气炸了；二是骨子里确有其事，既已被人顶面指着鼻子，即便抵赖也得开口挡一挡，否则就无异于默认。

　与落到某个具体学校头上不同的是，“择校费”之于整个教育行业，从来没有人会当作敏感话题，它不仅不存在有无之争，而且遍地开花、行情飙升。均衡资源、促进教育公平的语境下，我们听到相关行政部门一直在喊打，口号轰轰烈烈，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这种“花钱买教育”的交易行为稳稳扎扎，长期根植于现实土壤。法不责众的氛围里，板子打得无关痛痒。

　以“成为最具公信力民间教育智库”为己任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如果不进行足够的实证采集，应该不会草率发布这份《报告》。《报告》也不是刻意只针对人大附中，而是一次“全面概况”。但不无酸楚的是，他们的取证渠道确实很“民间”，甚至还不那么“阳光”，比如“银行蹲点调查”，这有点像私人侦探了。来自官方正式渠道的资讯空白，成为清理与治理“择校费”的一大软肋。

　无论是人大附中个案，还是整个教育行业，“收没收择校费”明摆着没有太大的争执价值，更不是破解真相的核心所在。“择校费”的违规身份虽然让人讳莫如深，但毕竟名无实有，且数额不菲，它当然不是流入私人腰包，而是属于公共财政的“预算外资金”，因此，深层次的真相在于：作为公款的“择校费”究竟是被放在哪个盘子里进行开支的？它有无明账可查？包括审计在内的相关部门查过没有？

　21世纪教育研究院认为，学校之所以收了“择校费”还喊冤，往往是因为这些费用中有相当一部分被中间人拿走了。“中间人”何许人也，没有明说，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学校吃的是财政饭，收取“择校费”这一举手之劳的外快从来就不是“独吞”，而是按体制内“收支两条线”进行管理，其中上级主管部门扣留的是大头。如此可见，当管学校的行政部门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从他们嘴里出来的所谓“严禁乱收费”，也就无异于“贼喊捉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