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日报》上有关镇江警察事业创办的记载。

　镇江警察事业创办于晚清，当年创办详情究竟如何呢？《警钟日报》1904年5月24日和25日，连续两天在“社员通信”专栏里，详细道出了创办始末：

　自奉旨举办警察，各省次第兴起。京口为通商要埠，各新政无不落后。此间官场文至道台，武至参将，或久于其任者，或昔日之走卒荐升者，皆安于固陋，敷衍为事，脑满肠肥，视官如传舍矣。

　这篇文章的开头，道出了当时镇江的社会情状。镇江处于交通要塞，又是通商口岸，按理说应该是新政实施的“前沿”，但令人不解的是，镇江却长期处于落伍的状况，警察事业同样也不例外。访员对个中原因的分析，颇有几分道理，着实令人深思。

　前任常镇道在任六年，逝世后继任者，乃是郭道直。他是南京候补道中资格最老者，所谓候补道，就是那些一时间之间没有合适的位置可以安排的道员，他们通常需要暗中打点，寻找机会。郭道直谋得此缺后，喜出望外：

　去年四月履斯任，值催促警察之旨下，不得不举行也。一切章程，茫无头绪。新湘营统带钱德培氏来自江西，举江西之警察完美告诸郭，以江西刊刻警察书赠之郭氏，奉若金科。不知江西乃内地，非通商场可比例也。虽善之，未得熟习其事者。于是郭自为督办，镇江府会办，洋务司、丹徒县随办。郭氏之戚、江苏丁忧知县窦甸高氏为坐办，局中一切主持其手，府县等供名目而已。

　由此可见，镇江警察事业的创办，当时是参考了江西的有关章程。只不过郭道直不晓得融会贯通，两地情形有异，故此生搬硬套之后，未必实用。而且郭道直从中安插自己的亲属，反而使得本应主其事的镇江府、丹徒县，仅仅只是挂名而已了。由此可见，镇江警察事业从创办开始，就显得颇有仓促和草率。

　1904年初，江西警察教习王栋梁前来相投，王栋梁乃是陆师学生。郭道直大喜过望，立即任命他为教习总会。主事已经具备，仍有一些难题无法解决，那就是创办警察事业所需的经费。北货董事、八股举人吴兰宾为郭道直献了一策：

　吴陈其策：办房捐，开妓捐。自城内自城外，除草房外，民市各房，每月房一间，捐洋一角，或五分。妓分三等，上等一月三元，住家；中等，一月二元，上店者（即明娼寮之称）；下等，一月一元，花烟间者。统计镇江上中等妓约一千五百人，下等者一千人。城内外住房三万间，其经济不为少矣。

　除了房捐和妓捐外，当时还向鸦片烟馆收取捐款，“每烟铺一张，为一张灯，月捐小洋数角”。同时，还从出口米盐款项中扣除部分，作为警察官款。

　从当时《国民日日报》《扬子江白话报》等报刊的记载来看，这些捐税政策由于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招来了不少民怨。但不管怎么说，通过这个方法，总算解决了警察事业创办的款项问题。接下来，郭道直又出台一项政策，那就是“沿街小本生意之鱼肉鸡玩菜蔬之摊子，一例各归就近地段小菜场”摆设。这很有点像现在城市管理中摊贩“进场经营”的意思。正是这一政策的出台，使得刚刚创办的警察事业，遭遇了一次重创，也即酿制了1904年5月11日的罢市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