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经学家及文学家高陵亭侯韦昭，于东汉末由长安京兆杜陵卜迁镇江延陵，将韦氏经纬学家学文化在镇江地区传承与光大。研究韦氏经学，对彰显镇江地方文化不无裨益。

 韦氏家族的家学文化源流，在两汉以后为两支：一分支在东汉末至晋初，以韦昭的祖父辈韦著兄弟传至韦昭及子韦隆为代表，在镇江地区出现并延续，其经学文化后世影响深远。至唐宋，在唐玄宗御制的《<孝经>序》里，曾把韦昭尊为“先儒之领袖”。另一主支在长安京兆杜陵发展至北周到隋唐及五代初，韦氏后裔们凭才学从汉之明经入仕，至唐之科举入仕，先后有17位荣登相位。

 两汉韦氏治《诗经》

 韦氏家族传光绪34年（1908年）韦振鑫等修订的镇江储书堂版《韦氏家乘》记载的韦氏源流考中讲到：“韦氏为颛顼苗裔，兴至彭豕，繁衍于汉。至孟都彭城为楚王傅，徙家于邹。自孟至贤，五世为邹鲁大儒”，韦贤、韦玄成父子明经入仕又自邹地迁长安而发生家族迁徙。韦氏家族以经学显于世，尤受帝之重用，皆以明经入仕。韦贤、韦玄成父子先后至相位,玄成兄子韦赏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

 作为治《诗》的经学世家，韦氏家学不仅传授经义，而且从汉初，韦孟为楚王傅作《讽谏诗》《在邹诗》，至韦贤则兼通《礼》《尚书》等经典，尤擅长诗赋，世称“邹鲁大儒”；到韦玄成，创作了《自劾诗》《戒示子孙诗》等。

 韦贤之所以能以明经致仕，是因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尤独推崇儒家，呈现出派别林立的西汉经学。在此背景下，鲁、齐、韩三家又因与帝王之特殊关系，尤以“鲁诗”最强盛，于是有“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传子玄成……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由是‘鲁诗’有韦氏学”（见《汉书·儒林传》）。

　韦著兄弟治《易经》

 如果说西汉韦贤、韦玄成、韦赏等世习“鲁诗”,那么东汉其后人韦著则习“韩诗”。关于东汉末韦著习“韩诗”见《后汉书》卷53《徐稗传》，该史料印证了镇江《韦氏家乘》对韦著“若夫著博学笃行”的记载。

 韦著兄弟韦芳史料虽未载，但《韦氏家乘》中记载“芳通阴阳历数之奥”，反映了韦著、韦芳兄弟与祖辈异学，除习《韩诗》外，还治《京氏易》，明天文阴阳历数，精通《河图》、《洛书》和七纬及推步之术。

 直至近代民国，深得韦氏家学渊源的另一支韦氏后裔韦千里不仅传承了韦氏经学，而且发表学术专著，将《易》学发扬光大。韦千里与寄居镇江的袁树珊在当时被称为“南袁北韦”，其代表作有《千里命稿》等易学专著。

　科举入仕诗书传家

　自汉至唐，留在长安的一支韦氏后裔发展成庞大的家族集团，分出了九大族，依然诗书传家。据西安文理学院教授车宝仁研究发现，唐科举以来，韦氏家族后裔以科举入仕，以至荣登相位，“仅唐代，韦氏便出了17位丞相。载于唐史的人物就有900多人”，“仅出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州刺史一职，韦家就有数十名之多”。而“从汉代到五代，韦氏出了22位宰相”，“这些人才活跃于国家政治文化生活等多个领域”（见《城南韦杜 去天尺五》）。

 是什么原因让韦氏家族有如此多的韦贤后裔们先后荣登相位呢？西北大学教授吕卓民认为：“家学渊源，有着诗书传家的严谨家风。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他们绵延不衰的法宝。”

 据研究，韦氏家族的17个宰相12人出身科举。除汉代韦贤、韦玄成，三国东吴韦昭，北周韦孝宽，五代前蜀时韦庄为丞相外，仅唐代先后有武后朝的韦弘敏、韦待价、韦方质、韦思谦与韦承庆，武后、中宗、睿宗三朝中的韦世源、韦嗣立、韦安石、韦温，玄宗朝的韦见素，顺宗、宪宗两朝的韦执谊，宪宗朝的韦贯之，文宗朝的韦处厚，宣宗朝的韦琮，懿宗朝的韦保衡，僖宗、昭宗两朝的韦昭度，昭宗朝的韦贻范等通过科举入仕登上相位。

 到唐代时，韦氏还出不少著名诗人，如山水田园派诗人韦应物、唐末五代初花间派词人韦庄等。韦应物的诗歌已盛誉于唐代，以五言古体诗创作成就最高。韦庄在唐末诗坛上有重要地位，其代表作是长达1666字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为唐诗中现存最长的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