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 刘军

商户将经营物品摆到店外，属于违规经营，城管上前纠正，临走时还送上一枝鲜花。收到鲜花的商户，此后会不会因为这一枝花的关系而不再违规？6日，记者在武汉洪山区书城路体验了城管部门最新尝试的“献花执法”。

（10月7日《武汉晨报》）

“献花执法”寓意“予人玫瑰，手留余香”不言自明，相比于罚款等行政处罚行为，献花可谓是一种“另类处罚”——通过鲜花的赠送，一方面达到对违法行为的提示，另一方面又可以因为温情执法，减少执法带来的抵触情绪，从而赢得对方的理解与尊重，并因此提高守法自觉性，减少类似行为再犯。

这种方式，跟之前武汉的“围观执法”、“眼神执法”相比，都可以算作是一种方式的不同创新。相比于“拳脚执法”、“暴力执法”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质的进步。在方式上，已经由暴力向文明进步；在理念上，既有对管理权的尊重，也有对自身行为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对于城管这个群体来说，其实也是自身公信救赎的一种尝试。

当城市管理和个体生存变得不可调和的时候，执法的理念和方式其实代表着权力的价值取向与公信力。由于整齐划一的“城市洁癖”，管理和被管理者因为利益矛盾而导致冲突不断加剧：由拳脚相加的“硬暴力”到舆论一边倒的“软暴力”，城管这个特殊的群体，已经被推上了风头浪尖，并完全被“妖魔化”，以至于在公众的调侃中，都不会忘了“上城管”这样的段子。3年前，沈阳小贩夏俊峰在路上摆摊卖烤串，因与城管发生冲突被带走，后发生两名城管被刺死的悲剧，夏俊峰亦被判死刑；而在深圳，深圳黑帮成员当城管被刺死，一度引起全社会对“执法外包”行为的大讨论。尤为关键之处在于，由于公信的严重流失，导致城管的社会形象降至冰点，一边倒的舆论使执法环境急速恶化，执法成本不断增高。这就导致城管无论怎么做，即便是正当的执法都很容易成了公众抨击的靶子，而难以获得理解与信任。

无论是重庆要求城管每天做好事，还是湖北黄冈城管下田插秧帮助贫困留守家属，还是一些地方的城管扶老人过街等尝试，甚至连“眼神执法”都招致质疑，难免让相关部门和人员有“塔西托之惑”：无论怎么做都“费力不讨好”，做了还不如不做。客观的说，这种委屈和埋怨完全可以理解，但时下的处境其实都是为之前的公信透支在买单，中途放弃或浅尝辄止都不明智，更重要的是必须努力尝试，要有愈挫愈勇的坚持，才能“云开见日”，赢得外界的理解与信任。

执法环境的恶化，对于管理和被管理双方来说，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双输。而于城市管理部门来说，其应当意识到，若离开了外界的有力支持，即便其手中的权力再大，也将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也会将自身置于社会矛盾的对立面，既会加大执法的成本，不利于其执法工作的开展，又会因为社会偏见，而增加执法的风险和危害性，更会成为社会矛盾的诱点。在这种情况下，诸如“献花执法”的人性化和亲民化，都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有益尝试，即便进步有限也值得肯定和鼓励。这种做法，对于其他行政执法同样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