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跨越大渡河后，杨森表面上奉令派4个混成旅在恭经、天全、芦山布防，暗地里却派其侄杨汉忠与红军朱德联系，建议两军互不侵犯，朱德回函表示赞同。因而中央红军经过杨森防区时，杨部士兵只朝天放枪以掩人耳目，中央红军也遵约尽量避免同杨部接触，遂得顺利通过恭经县，争取了时间，使敌人在天、芦、宝来不及筑堡防守，从而较迅速地通过了这些地区。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杨森部跟追到懋功以南便停了下来。刘、杨两部的阳奉阴违和畏缩避战，便利了中央红军北上。

　　因此，“四渡赤水”的胜利，不仅由于红军指挥的英明和作战的勇敢，也由于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矛盾和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各自为战，又互不救援。从这个意义上讲，敌人内部的矛盾和由此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极好地“援助”了中央红军。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成功地利用了蒋介石与贵州军阀的矛盾以及川、黔、滇等省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机动灵活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从而冲破了敌人的重围。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史实雄辩地证明，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善于把握和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弱点，不能一昧死打硬拼。因此，分析总结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是大有益处的。

　　注释：

　　①曹伯闻：《回忆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几件事》，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三集第七辑。

　　②《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23-224页。

　　③《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25-226页。

　　④《四集团军总部行营通讯》（1934年11月28日），见《西窜记》第180页。

　　⑤《李宗仁回忆录》第655页 。

　　⑥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