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王家烈此时处境极为不妙，在前线屡遭红军痛击，其后方老巢又被蒋军占领。到4月中旬，红军主力西征入滇，在黔境内的战争已近尾声，此时在蒋介石眼里王家烈已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于是蒋介石逼迫王家烈辞去了省主席与二十五军军长职务，王被迫离开贵州老巢到武汉赋闲职。至此，蒋介石利用追剿长征红军之机夺取了贵州的军政大权，作为一个独立系统的黔系不复存在。

　　蒋介石借中央红军长征的机会，施展了“一石两鸟”的阴谋，虽然他妄图聚歼中央红军于黔北一带的计划并未实现，然而却得了一个贵州。正如李宗仁所说：“共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⑤

　　在国民党军阀忙于勾心斗角之时，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之后依照毛泽东的军事部署，巧妙地穿插、周旋于敌人重兵之间，声东击西，取得了乌江战役、四渡赤水的胜利，歼灭了大量敌人，从而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蒋介石寻机吃掉了王家烈，国民党中央军顺利入黔，这不能不引起滇系军阀的警惕。早在1934年底蒋电令龙云出兵防堵红军时，龙云多次召集手下商讨对策，任命孙渡为第十路军指挥部行营主任，率滇军入黔追剿中央红军。

　　1935年3月底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威胁贵阳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命孙渡率第三纵队前来“救驾”。孙渡率部迅速赶到，蒋对孙大加称赞。1935年4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巧妙地利用敌军间隙从贵阳、龙里间通过，向西奔去，于4月15日至17日渡过北盘江，直向云南挺进。中央红军进入云南，龙云极为恐慌，因为其主力已由孙渡率领远离昆明，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已进入云南。此外，中央红军为掩盖欲渡金沙江向北突围的战略目标，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派一部兵力直逼昆明，做出要攻占昆明的态势。惊惶失措的龙云顾不上蒋介石所布置的“追剿”红军的任务了，4月26日，他急令紧随中央红军的三个旅停止追击，赶回昆明防守，孙渡率部追至曲靖后，也转向昆明集中。这样离中央红军最近的追敌已撤回昆明，通向金沙江的道路已向中央红军敞开。

　　毛泽东利用了龙云欲保地盘而对中央红军追而不堵的心理，声东击西，在敌军疲于奔命之时，指挥中央红军于5月初渡过了金沙江，从此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便进入四川地区（包括西康）。早在长征一开始，蒋介石深恐中央红军到四川建第二革命根据地，乃召四川军阀刘湘赴南京商讨“追剿”事宜。而刘湘却颇多顾虑，对其驻南京代表邓汉祥说：“红军西来的目的，……假如他们的目的在于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红军只是假道，那就更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更不必说。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⑥

　　当蒋介石提出要调10个师的中央军入川协助作战时，刘湘以川人与客军之间容易产生矛盾为由予以拒绝。最后蒋介石派军事委员会行营参谋团入川。1935年1月参谋团2000余人进驻重庆，声称其任务是督导“剿匪”，实际上不仅干预川省军政事务，而且还插手过问云南、贵州的军政事务。这使得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蒋介石迭令川军各部向中央红军占据地区迅速推进，但川军各部均徘徊不前，拖延观望。至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和杨森的二十军也基本上采取了尽量避免与中央红军作战的方针。当中央红军尚在云南时，参谋团即严令刘文辉部在大渡河上筑碉坚守，但刘文辉当时新败于刘湘，元气大伤，追剿中央红军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奉行“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为保实力，避开野战”方针，并未严厉督促部下修筑工事，直到中央红军抵达泸定桥的前晚，守桥部队才赶到桥边，开始“动手撤除桥板，构筑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