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役开始的情形正如聂荣臻所指出：“本来，当11月16日我五军团攻占临武，敌人弃守蓝山，我军继续向江华、水明方向开进时，白崇禧一度命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队进入广西。这时白崇禧部已撤走，湘敌刘建绪部还没有赶到全州、灌阳，湘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抢渡湘江的。但我们丧失了这个宝贵的时机。直到11月25日军委才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江，这时的湘江就很难渡了。”②

　　由于红一、三军团同时在两翼强占要点，至11月27日，红军已控制了界首以北60余华里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有四、五处浅滩可以涉渡。军委纵队也已在27日到达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不到80公里，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就可到达，仍可能以较小的损失渡过湘江。但却再次丧失良机，部队按常规行军，每天平均只走一、二十公里，足足走了四、五天，才到达湘江边。

　　整整4天，中央军委纵队在湘江以东只行走了72公里，平均每天18公里。这种行军速度，给了敌人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时机，使中央红军有利的态势丧失殆尽。湘敌从黄沙河一带南下，先红军占领全州，并南进向红军扑来。11月29日，刘建绪“识破了白崇禧的目的是想要让红军入湘，他就急了。即以其四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出动，向我二师脚山铺阵地进攻”。③这时，自11月26日起佯攻龙虎关的红军部队，向北撤去。白崇禧见恭城、富川的威胁已解除，遂一面宣布红军“已沿湘桂边境，向北窜走，富贺边境，干戈已告平靖”。④一面指挥夏威率第十五军的两个师和第七军的一个师，以三师之众向红军左翼进攻，使前线红军战士为了掩护后续部队过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二、王家烈防而不打、龙云追而不堵、刘湘堵而不追

　　中央红军长征所经的十一个省中，贵州是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省。长征途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大都是在贵州发生的。如黎平会议、突破乌江 、四渡赤水以及对我党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遵义会议等等。贵州也是地方军阀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的一省。国民党“中央军”和贵州军阀的矛盾，川、桂、湘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地方军阀相互之间的矛盾，造就红军争取战略主动的有利条件。可以说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转战活动，是我党和中央红军在长征中转危为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关键时期。

　　在西南六省中，贵州的军阀力量最为薄弱，在蒋介石多年的分化瓦解之下，黔军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当时黔军共有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等四个派系。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名为二十五军军长，但能指挥得动的部队仅两个师，因此收到蒋介石发来的阻截中央红军的电令时，王家烈是“防而不打、堵而不追”，尽量避免与中央红军发生冲突，实在不能避免时，则主动退让，以求保住仅有的一点实力。而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为保住与王家烈抗衡的力量，以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在组织对中央红军的堵截作战时也是能拖则拖，能逃则逃。黔东南黎榕一带，如果犹国才的三团部队按时开到，则黔军在此地区的布防兵力几乎可增加一倍。如果王家烈把所属的十六个团全部用于对中央红军进行堵截，那就会使红军在黎平到乌江的行军路上遇到极大的困难。

　　当各派军阀在勾心斗角时，中共中央在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向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其后在1935年1月1日又做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要求“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以求“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在中央的正确决策下，中央红军利用蒋黔军阀之间的矛盾，在贵州境内打了几个漂亮仗。1月2日至3日，红军一、三、五、九军团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天险乌江。7日，二师六团智取遵义，此时薛岳正奉蒋介石之命率领中央军陆续进驻贵阳，与王家烈展开地盘争夺战，对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却毫不理会。王家烈为使中央红军尽快由黔北入川，根本不敢对中央红军展开攻击作战。而薛岳一进贵阳，便开始夺取王家烈部队和贵州省的军政大权。首先派郭思演接管贵阳城防，任命郭为贵阳警备司令，王家烈进出城均受到他们盘查；其次，派人收集王家烈与粤、桂、湘等省军阀反蒋活动以及各种贪赃枉法的材料，向蒋告密；第三，断绝王家烈的财政供给，不发军饷给王部；第四，对王的部属分化收买，尤其对王的两个师长何知重、柏辉章更是以礼相待，加以拉拢，后来何、柏在迫王下台中起了极大的作用；第五，大力补充兵源，以较黔军优厚的粮饷条件将王部士兵拉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