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刘邓不得不暂时分开，邓小平挑起坚守大别山的重担，领导渡过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如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腹，使敌人惶惶不可终日。与此同时，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和挺进豫陕鄂地区的陈谢集团，都已胜利展开，站稳了脚跟。三支大军在中原的“品”字形阵势已经形成。不仅调动了山东、陕北两重点战场的敌军主力回援其根本重地，而且迫使敌人把战线由黄河移到长江，把敌人进攻解放区的战略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前进基地，并直接威胁国民党江南统治区。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对战局的这种变化，国民党统帅部惊恐不安：既怕刘邓大军在中原立足生根，更怕解放军南渡长江，突破大巴山防线进入四川。11月下旬，蒋介石亲自宣布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直接掌管豫、鄂、湘、赣、皖5省军政大权，要以“总力战”与共产党争夺中原，并确保其长江大动脉。而首先要集中兵力肃清大别山解放军。白崇禧受命之后，即组织15个整编师和3个旅的兵力，并以驻汉口战斗机、轰炸机等及海军舰艇部队作支援，于11月27日对大别山展开全面围攻。考验大别山的关键时刻到了。

面对愈益严酷的敌情，刘邓冷静地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敌人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向心合击，难以捕捉战机；而我根据地新建立，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中心区山高路陡，回旋余地狭窄，粮食困难，不便于大兵团宽大机动，不宜集中过多的部队在大别山打大仗。基于此，刘邓决心采取“避战”分兵的方针。即抽一部分主力留在大别山，利用大别山的复杂地形、在内线进行小的战斗和游击战争，打击和牵制敌人；同时在外线再开辟三个战场；以第十纵队向桐柏挺进，开辟桐柏解放区；以第十二纵队向江汉地区展开，创建江汉解放区；以一纵队由大别山内线向北转出，前进五百里，北渡淮河，在淮西展开。

在最关键的时刻，邓小平与刘伯承分开了。邓小平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李达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大别山内线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率后方指挥部随一纵队转移至淮河以北，指挥外线各纵队。在谁率部坚守大别山的问题上，刘邓之间曾有过争论。留在大别山的部队只有3个纵队7万多人，而敌人有30万人，很显然，在敌重兵围攻，地形、供给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留守大别山，是一副重担，和中原地区以及全国各战场相比，可谓是重上加重。正因如此，刘邓都坚持要自己留下，让对方到外线指挥作战。最后，邓小平说服了刘伯承，毅然把重担抢在自己手里。他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最后表示：“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12月11日，刘伯承率部向淮西转移。

在敌人的轮番“进剿”下，刚建立的大别山根据地受到严重破坏。已经解放的县城又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到12月底，解放军控制的30多个县城只剩下12座，后来，连这12座也被迫放弃了。根据地被彼此分割开，刚建立的地方政权受到摧残，农民协会被迫解散，许多群众因担心敌人报复又重新躲到了山上。而地主反动势力却活动猖獗，公开逮捕、杀戮共产党的地方干部和解放军伤病员，威胁利诱群众。此情景正如邓小平、刘伯承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所说：“此次为我反攻后之最大考验，处境确有困难”。大别山的斗争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邓小平不断地总结经验，为部队规定了关于大别山反“清剿”的斗争方法与策略。斗争方针是：

（一）以小部消耗大敌，以大部歼灭弱敌，发展外线，开辟新区，吸敌西顾，配合内线反“清剿”斗争，抓紧空隙进行土改。

（二）以必要的兵力坚持内线反“清剿”斗争，适时分遣集结，力争打小歼灭仗（一个班亦好）。

（三）乘虚奔袭敌纵深薄弱地带，除可开辟新区工作外，迫使敌回头。凡所有部队均应有主动的机动与休整，避免被动地退却。

（四）发扬高度的进攻精神，捕歼小敌、土顽，尤应以爆破、阻击、夜袭、火攻、捕捉、破残、破路等，才能杀伤敌方人马、物资、破坏交通、消耗疲敌。

邓小平为部队确定的斗争策略是：主力部队化整为零，采取敌向外，我向外，敌向内，我亦向外的方针，将敌人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敌人大部，以大部寻机歼灭敌人小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