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湖北楚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方辉收到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寄来的《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告知书》，拒绝公开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在任陕安监局局长期间的工资收入信息。

（10月3日《新京报》）

“表哥”作为一个正厅级干部，其工资收入一旦公开，网友很容易比着这个参照物顺藤摸瓜，不仅能让“表哥”之前于个人收入方面的言论“真相大白”，还可能让更多官员的工资收入进入舆论视线。如此一来，在“官员收入较为敏感”的大背景下，会不会因为“表哥”收入的公开而将更多的“表哥”推向舆论漩涡，这恐怕是有关部门不得不考虑的。

应该说，“无人认领”舆论对公开“表哥”工资收入的呼吁，不过是中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疲弱的一个缩影。且不说全国尚缺一盘棋，即便是阿泰勒、浏阳等少数地方曾率先“吃螃蟹”，却也在经历一时热闹后或昙花一现，或人走政息。很明显，这一制度疲弱的原因并不难找到，在缺乏顶层设计的背景下，用于“治官”的财产公示却需要靠官推行——让官员公示其财产，实质上是对官员的监督，但是这种监督却仍需要官员自己去立法、设定规则然后执行。在这一过程中，官员既是规则的制订者,又是被监督的对象,还是规则的执行者，如此让官员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阻力可想而知。

但不管阻力有多大，既然我们认可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充当“阳光法案”或“终端反腐”的重要作用，就应该有勇气有决心推行下去。对此，笔者也赞成一些网友所提到的官员财产公示不妨从重大个案公开始——个案公开累积到一定程度，容易发生制度性质变。眼下，将“表哥”的工资收入公开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很遗憾，陕西有关部门至今不但没让人看到其于财产公示制度上有所作为的诚意和热情，反而以“闭门羹”的态度侵蚀着公众的信任与期待。诚然，随着这种僵局的继续，“倔强”的公民或终究无奈而退，公众也或许会逐渐遗忘，但社会信用银行里“糊涂账”的不断增加，对执政阶层的负面影响恐怕也会逐渐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