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26日，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召开会议，确定此后每年的9月8日为“世界新闻工作者日”。确定这个日子，是为了纪念一个人——尤利乌斯·伏契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英雄、著名记者、文学评论家。1943年9月8日，伏契克被德国纳粹杀害。

伏契克把新闻采写看做是复杂的创作活动。他认定：“不论对什么，都不要缄默不言，缄默就是撒谎。要讲个一清二楚，以便使谎言连篇的书和什么也不说的书完全绝迹。”他坚持：“无论你知道多少，总是不够的。哪怕是写一篇短短的评论，也应该进行准备，进行学习、学习、学习。”

1943年春天，身陷纳粹监狱的伏契克在267号牢房开始写作，在这里他用铅笔在167张小纸片上写下了传世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这时离他被处决的日子——1943年9月8日，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了。

伏契克1903年出生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出身工人家庭的他从小喜欢戏剧，上中学时就开始搞文学创作，后来进入布拉格大学文学院攻读文学。由于家境贫寒，他一边学习，一边给人补习，还在建筑工地上当过工人。

少年时的伏契克就如饥似渴地读书，最喜欢跑旧书店。他的夫人伏契科娃在《忆伏契克》一书中回忆说，布拉格的所有旧书店都留下了伏契克的足迹，他和许多店员交上了朋友。有时候他整个月的工资几乎都拿去买了书，连第二天的午饭钱都没有了。

1921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刚刚成立，18岁的伏契克就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1928年，伏契克成为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编辑。此后，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红色权利报》编辑、该报驻前苏联记者和捷共文化刊物《创造》的主编。

充满真实性和战斗性的《红色权利报》和《创造》杂志成了统治当局的眼中钉，三天两头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刁难，仅在1930年一年中，《红色权利报》就被撤换了11个编辑。报刊还经常遭到控告和罚款，由于缺乏经费，责任编辑们不得不以坐牢去代替罚款。伏契克和同事们诙谐地把监狱叫做“休养所”，不时轮流去“休养”。

有人对伏契克未能平静地从事文学和学术研究感到遗憾，认为繁重的记者工作过分地消耗了他的精力。但他本人却不这样理解。“新闻事业也许使人疲惫，耗费精力，但它却能使作者和读者接近，并且帮助他进行诗的创作。”

事实上，伏契克对记者工作的要求很高，把新闻采写看做是复杂的创作活动。为了得到确实可靠的消息，他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亲身的体验。每当他有了半天的空闲时间，他就坐上火车出去采访，丰富的旅途见闻、和人们的交谈、人们的牢骚和担心，都成了他思考的对象，成了报道的素材。

“无论你知道多少，总是不够的。哪怕是写一篇短短的评论，也应该进行准备，进行学习、学习、学习。”伏契克以这个标准身体力行。

无论写什么，他总是先详细研究自己要描述的对象。有编辑回忆伏契克向其介绍捷克总罢工期间煤田的情况时说：“他不仅非常熟悉矿工的社会状况和物质状况，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而且非常熟悉采矿业。他向我介绍煤是怎么开采的，罢工是如何爆发和发展起来的，他讲得那样生动，那样有说服力，那样引人入胜，使我觉得好像在读一篇精彩的小说。”

1930年开始，罢工和饥饿者的示威游行遍布捷克。1931年2月，宪兵打死了四个手无寸铁、正准备去参加集会的年轻失业者。伏契克打算在《创造》杂志上刊登死难者的照片。但是他怎么也找不到其中一名死难者的照片，这名失业矿工太穷了，在27年的生命里从来没有照过一张相。伏契克决心无论如何要搞到一张照片。

在几个共青团员的帮助下，伏契克把照相机藏在剪开的裤兜里，溜进了医院的停尸房，宪兵在那警戒着。他站在死者上方，趁哨兵转过身去的时机，对准死者的脸按动了快门，拍下了这名年轻人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照片：他那僵硬的脸布满血污，胸的右侧还有一道被宪兵的军刀砍伤的深深的痕迹。遗憾的是，这张照片未能公之于世：哨兵听到了照相机的声音，把胶卷抢走了。

鲜明的观点和翔实的描写令伏契克的文章在国内拥有极高的关注。有一次，伏契克从捷克一处山区旅行回来，将部分手稿遗忘在了车厢里。过了几天，邮差交给他一个邮包，里面是失而复得的手稿。这是一个不相识的人给他寄来的，这名读者根据内容猜测到作者是谁，就把捡到的这包东西付邮了。据《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