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文果女士（Vincoe Mushrush）
德国人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数万难民的故事一直被感恩的中国人传颂，他的日记被视作中国版“辛德勒名单”，他的名字也被无数国人知晓。但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个战火弥漫的年代，在中国、在江苏南通，有过一位堪称“女拉贝”的美国女子。她在南通沦陷后的两年内，为数千百姓搭建了疗伤、避难场所。她的名字，叫麦文果。
见证战火
她在日军的轰炸中飞奔救人
朱江告诉记者，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时麦文果到南通才不久，旋即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四天之后的8月17日南通基督医院就遭遇日机轰炸。麦文果是当时在现场的仅有的两个美籍医护人员之一，他们立即组织了员工抢救伤员和受困人员，40余人被从大火中救出。”
1937年11月，麦文果在美国杂志上发表《The Nantungchow Bombing》(《轰炸南通州》)一文，这样描述当日的场景：
突然听到飞机再次来了，几乎同时听到爆炸声，破碎的窗户玻璃从头顶掠过。我向外看浓烟四起，分辨不出炸弹落下的具体位置……
医院的西北角处于熊熊的火焰之中。我穿过树篱来到医院南边，许多人都聚集在门房那里。有一位脊柱结核的病人躺在病房楼附近的地上，我用双手将他托起，艰难地向前走了几步。然后我将一个背部受伤的实习护士扶了出来。一个男病人从二楼跳下来，周牧师和其他一些人冒着危险帮助我一起将他接住，避免他受伤。
在二楼的屋顶，眼看着火焰离自己越来越近，一个无助的绑着石膏的小男孩蜷缩在楼顶绝望地啼哭，我让他跳下来，但他受了惊吓，根本就不能动弹了。一位工友拿来梯子试图爬上去救他，但梯子和男孩之间的墙体摇摇欲坠让他却步。此时我义无反顾地爬了上去，救下了小男孩……
“女拉贝”的故事
“轰炸之后，南通的局势非常紧张，许多护士和工作人员离开了，外籍人士中只有麦文果一人留了下来。这才有了其后两年，一段充满爱心和勇气的‘女拉贝’故事。”朱江说。
伤病太多，她把卧室也腾了出来
与南通第一人民医院一街之隔的，是如今的南通市一中。在当年，美国教会开办的崇英女中便设在这里。而现在的一中校史馆，那时正是麦文果在南通的家。这栋三层小楼基本上被完整保存下来。
朱江告诉记者，那时对于麦文果这位美国传道士，占领南通的日军还是有所顾忌的，也没敢对教会财产轻举妄动。也因此，基督医院和崇英女中成了不少南通人躲开战火的避难所。
在1938年3月的一篇日记中麦文果这样记载，“第二天，就有一位腿部受伤、疑是骨折的伤员找到了我请求救治……很快，为躲避战火免遭屠杀和强奸，200名左右南通城内外的老百姓(绝大部分是妇女)涌进了崇英女中，一个难民营形成了。”
形势一天比一天糟糕，日军的烧杀使受伤的平民越来越多，4月间，麦文果收治了400多名伤病员。日军在医院附近的大码头烧毁仓库和周围民房，被打伤以及无家可归者纷纷到医院和崇英女中避难，学校教室和走廊全被住满，麦文果所住的二层小楼所有房间都已经挤满了伤员，连她自己的卧室也让了出来，搬到门廊暂住。
在最艰难的时刻，南通地方士绅和国内外爱心人士向麦文果和她的避难所伸出援助之手。麦文果1938年12月20日在给朋友的信里回忆道：“病员与难民所需的食物、药品器械所剩无几，我也无力去购买。就在我们用完最后一块纱布时，一位邻居捐赠了一批纱布，有人还运来了两大车米。随后又有更多的纱布和米送来。”
朱江说，根据麦文果在信件中提到的数字，“1938年3月到1939年初的近一年间，她收治住院病人89个，门诊病人3471个，并提供医疗服务总计17050人次。”在另一篇文章《一艘搁浅的船重新起航》里，麦文果写道，“难民营经常有500余人在避难，8个月间平均每月376人，平均每月赈济2607人”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叫做“南通基督医院”。1906年出生于美国的麦文果(Vincoe Mushrush)，1937年便是在这所医院内担任护士。在南通期间，麦文果为当地躲避战火的数千民众提供了疗伤和避难救助。
1939年8月，麦文果去了芜湖工作，不久返回美国并加入美国军队从事医务工作。1944年，麦文果作为医护员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后经历不详。1997年，麦文果逝世，享年92岁。
对于麦文果，没有人比南通市档案局资源建设开发处处长朱江知之更详。他最近正在写一本相关著作，所参考的档案资料大多来自麦文果信件日记。“几年前，南通第一人民医院派人专程到美国复印了麦文果的大批日记和信件，然后翻译整理。这些档案对还原麦文果那段可歌可泣的事迹，意义重大。”
写信和读信是麦文果留守南通期间，除工作之外最乐意做的事情。若干年后，这些信件勾勒出当年这位平凡而伟大的美国女子在中国南通的生活：她度过了平生第一个没有取暖炉的冬天，用意志力忍受食物的缺乏和单调。常常因为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而窘迫不已，手上不超过5美元是家常便饭。夜晚独自居住，四下清寂，乃至憎恨自己上楼时的脚步声。
尽管如此，记者却能从麦文果的信件和日记中看到她无处不在的乐观。1938年3月4日的一封信中她说，“上个月因为南通的学校依然停课，学生无所事事，我开班教授英语。开始时有百余人注册。学校复课后，还有35名学生下课后过来继续学。我的汉语能力在提高，已经能够读《圣经》了。我多么希望我的汉语早日达到流利程度，而南通话不那么难懂就好了。我爱南通的一切，除了南通那拗口的方言。”她充满激情地告诉友人，“我的状态非常好。这个春天我还打了几场网球，不时地骑骑我的自行车。”
朱江说，麦文果向远方的同事和亲朋述说着南通发生的一切，她的文笔清新隽永，信中看不到任何失落和颓唐，她敏锐地观察到南通社会和民众的丝丝进步并为此高兴，她为自己能融入南通并为之作贡献而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