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10月12日，新四军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实行党委负责制，各项工作都是通过党的组织系统贯彻执行，叶挺不是党委领导成员，有时新四军军分会开会，叶挺不能参加，这不免使他心存疑虑。再加上由于蒋介石、顾祝同的限制和刁难，第三战区每月发给新四军的军费，仅相当于国民党一个丙等师的供给标准，叶挺常为“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而苦恼。

由于这诸多因素的影响，叶挺产生了离开新四军的念头。1938年10月下旬，他离开云岭回到广东，接受东江游击指挥的任命，决心参加家乡的抗日游击战争。蒋介石得知此事，既害怕又生气，因为他担心共产党在华南又建立一支新四军，严令立即撤销这项任命，让叶挺离开东江。中共中央也认为叶挺不应留在广东，因为华中的战略地位比华南更重要，叶挺在华中比在华南发挥的作用更大；而且叶挺如果不回新四军，势必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从而影响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1939年1月8日，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文中提议：叶挺仍回新四军，解决的原则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为政委”。1月10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叶挺从广东到重庆后，与周恩来作过几次交谈。交谈中，周恩来把党中央希望叶挺留在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意见，再次面告叶挺。叶挺表示愿意顾全大局，但他仍有种种顾虑，对重回皖南军部，表示消极。他对周恩来表示因自己非党员，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如加入党，则只有往八路军；因在新四军，蒋会怀疑他。他问周恩来，可不可以让他到八路军去直接带兵打仗，如可以，不论到哪个师，担任何种职务，他都愿意。周恩来坚持认为华中重要，而且经过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职务，不好随意变动。同时他告诉叶挺，党中央同意新四军委员会改由叶挺任正职，项英为副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项英实际为政委，并在全军再次进行教育，确立叶挺的军长权力。周恩来推心置腹的几次谈话，使叶挺深受感动，终于表示愿听从党的指示，回新四军工作。周恩来高兴地握着叶挺的手说：“到时候我们一起动身，我送你回皖南。”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和叶挺到达云岭。

从这天起，周恩来便在新四军军部住了下来。在长达20多天的逗留当中，他在军部及其所属机关、部队中，进行了许多重要活动。他与叶挺、项英等军部领导人和陈毅、粟裕等支队指挥员亲切交谈，听取他们的汇报，走访云岭地区的各个工作单位，与广大的基层人员促膝谈心。

为了调解项英和叶挺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向新四军高级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重要指示。他就叶挺与项英的关系问题批评了项英，认为项英应承担主要的责任。他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党内出现极“左”思想，个别人实行惩办主义，处分叶挺等一批领导同志是不对的，这个错误做法很快就被党中央纠正了。叶挺在那以后脱离了党，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党内的苛刻责难和对他的冷落。尽管这样，叶挺脱党十年，政治上一直是好的，他的心始终向着我们这边。现在全国抗战，他通过参加抗日接续他的革命生涯，并以他的资望和影响，在国共两党之间发挥极其重要的、别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决不能因为他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就不信任他。中央认为叶挺作党外人士是暂时的，这对国共合作更为有利，如果不是考虑这一点，他的党籍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周恩来恳切地对项英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都很重视叶挺的政治风范和军事才干，希望你能和他搞好关系，合作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