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革命失败后，为挽救革命，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广州发动广大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兵民主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华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树起了一面鲜红的旗帜。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最后失败了。

叶挺是广州起义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爆发后，他亲临前线，沉着、机警地指挥作战部队进行战斗，很快占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在起义的当夜，叶挺即主张队伍带上缴获的武器到海陆丰去，保存革命力量。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则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牺牲，第三天起义军大败，仓皇退出市区。结果张发奎军杀回广州，几天之内，就屠杀了五六千起义军官兵、赤卫队员和革命群众。

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到香港，参加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全面检查广州起义问题。李立三独断专行，把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完全抹杀了参加起义的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的英勇献身精神。他指责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领导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他把持会议，通过了《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在《决议案》的政治纪律一节中，叶挺被列为第七个受处分的人。

李立三把持通过的这个决议，后来并未获准实施。原因是：中央接到他的报告后，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周恩来多次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分析广州起义前的具体情况，认为这次起义是必需的。他说：这样的批评，一是批评的人没有在广州，没有深深地想想暴动时的困难；二是因退却时通知不周而造成许多人牺牲，就从根本上说暴动不好，这两种精神都不好。他明确地表示：“这种指导的影响是很坏的，对这次同志的严厉的处罚是不对的。”他还说：一个事变以后，对它的批评一定要同时注意到它的价值。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前往香港重新处理这件事情。

1928年3月中旬，周恩来在香港主持召开的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肯定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的革命精神，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他在分析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又重新作了一个决议。

此时的叶挺，为周恩来的实事求是精神所深深感动。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召开前，叶挺到了莫斯科。他怀着美好的憧憬，抱病写了一篇关于广州起义的材料，结合起义的始末经过，对国内外广泛流传的有关他在起义中表现“消极”的种种责难，提出了申辩，实指望党的六大对他本人在广州起义中的表现做出一个公正的结论。可是，共产国际中国问题负责人米夫和正在他身边工作、充当其助手的王明等人，不仅对叶挺的申辩不予理睬，还以各种方式故意冷落叶挺。连莫斯科中山大学邀请叶挺演讲，也因米夫和王明等人从中作梗而作罢。叶挺是一位有个性的人。他受不了对他的不公正待遇，尤其忍受不了对他的“政治动摇”的无理指责。他有冤难伸、投诉无门，苦恼至极，一气之下，便独自离开莫斯科，脱离党的组织，前往德国，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回国投身抗战之中。

在中共党内，与叶挺共事时间最长、最熟悉叶挺的周恩来，在对待广州起义问题上，在对待叶挺脱党问题上，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始终为广州起义和叶挺蒙受的无端的责难鸣不平。对叶挺的离党出走，周恩来说了公道话：“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