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苏联被“洗脑” 工作作风像共产党遭指责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蒋氏家族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关于这个家族的书籍也汗牛充栋。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陶涵的《蒋经国传》大量引用莫斯科和美国国家档案局迄今未公开的资料，以及对众多当事人的访谈，描述了蒋经国一生的经历，包括政治、军事和社会活动，以及蒋经国所处时代的中国社会背景和国际大背景。最新版《蒋经国传》除了基本没有删节外，还首次在内地刊发了蒋经国生前的40张珍贵照片。

　　蒋经国：“（苏共）中央派我到中国，以便把家父争取到我们这一边。”

　　1930年12月初，宋庆龄在南京拜会蒋介石，讨论国民党抓到的一个叫牛兰的状况。波兰人牛兰在被捕之前，在上海主持中国共产党的地区支部，也被认为负责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朝鲜、越南和日本各地的共产党之活动。宋庆龄是替莫斯科出面，提议国民党释放牛兰夫妇，换取蒋经国回到中国。

　　这倒是恰如其时的接触，因为蒋介石开始思念起滞居异国的儿子。1931年1月25日，6年来的第一次，蒋介石在日记里间接提到经国，他记下：“我年轻时，没有努力学好约束自己，因此上不知孝敬父母，下不知疼爱子女。今既思之，实在遗憾。”11月28日，也就是宋庆龄在南京出现的前几天，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下他对经国的感情：“我非常想念经国，我没有好好照顾他，实在不对。我对此殊觉抱歉。”

　　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对宋庆龄的提议作答，当他和美龄讨论这件事时，谈论的重点是子嗣问题。他在1931年12月15、16日两天的日记里分别记下：“自从他前往俄国，我就不再能见到我儿；而（中华）民国目前犹在襁褓。”“天啊，我既未能忠于党国，又未能孝敬母亲、照顾子女，真是惭愧……孙夫人要求我释放牛兰，换取经国回国，可是我宁愿让经国远谪苏联，甚至命丧异域，也不能放走一个罪人换他回来。人是否有后，国家是否受侵凌，都是天命注定，我岂能逆天?我不能违反法令、背叛国家、伤害父母令誉或虚掷生命。为了我儿，牺牲国家利益，并不值得。”

　　12月15日，蒋介石再次下野，辞去本兼各职，带着宋美龄离开南京，回到溪口。蒋介石躲在妙高台和雪窦寺思索、反省。他在12月27日的日记中写下：

　　一个人得到后世记住，是因为他具有道德情操和功业成就，不是因为他有子嗣。中国历史上多少英雄、烈士、大官……都没有子嗣，可是他们的精神和成就永垂人世。我为自己担心经国遇害而断了子嗣，大为惭愧。如果经国未被俄国敌人杀害，即使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我深信他在我告别人世之后还是会回来。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国，我真心希望早早谢世，以告慰双亲之灵。

　　蒋介石耿耿于怀的就是不能上慰祖先。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身为国家领导人，蒋氏认为他不能因私人目标做出小小让步。4天之后，他依然为自己的决定委决不下：“我情绪极乱……忠孝不能两全，可谓生不如死。”

　不过，其他的大事需要他注意。就跟过去一样，各方函电涌至，恳求他回南京主持军政。蒋氏与汪精卫再次言和，带着夫人告别溪口，回到南京。稍后不久，日军攻击上海守军。（译按：淞沪战争）

　　时间又过了几年，蒋介石其实又开始挂念远谪异国的儿子。1935年2月13日日记里，蒋介石叹息家庭破裂，“儿子远在他乡”。宋美龄显然也又和他讨论到蒋经国。他在日记中写下：“任何人认我为父，就必须承认我妻美龄为母。”1934年夏天，蒋介石“剿匪”战事逐步进展，国民党部队在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下，节节进逼，也使莫斯科修正观点。蒋经国由莫斯科回到斯维德洛夫斯克之后，中国政府主动“与俄国正式交涉”恢复南京及莫斯科之双边关系，以及“遣返蒋经国”的议题。

　　1934年10月16日，中共开始撤出江西的长征。斯大林一连几个月都在细细盘算蒋介石要求放经国归国一事。蒋经国在回忆录中提到，从8月到11月，国家安全部（NKVD）突然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两名特务每天形影相随跟踪他。在紧密监视的过程中，蒋经国被拔擢为乌拉尔马许工厂报刊《重工业日报》的副主编。按一般常理，受到严重怀疑的人，不会有机会得到这个宣传机关的职位，因此，特务可能是要查证经国的忠诚度。

　　过了几个星期，国家安全部乌拉尔地区主管李希托夫召见蒋经国，通知他，中国政府要求把他送回国。蒋经国说，李希托夫表示，国家安全部希望他写信给莫斯科的外交部，表明“你不愿意回到中国”。蒋经国声称他拒绝听命，几天后，李希托夫又对他说，中国大使馆有位秘书希望跟他会面。蒋经国和这位中国外交官单独会面，但邻室坐了两个人。这表示蒋经国不能自由发言。“我当然不敢多说话，也不敢透露希望回中国。我们只能谈谈国内的进步，以及我家人多么盼望我回国等等。”

　　中国驻苏大使馆立刻把和蒋经国接触的情形，向南京方面呈报。60多年之后，台北当局还不肯公开当年南京和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就这个议题的来往函电，忌讳蒋经国当时亲苏、反国民党的言谈会引起难堪、尴尬。1934年12月1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当我听到经国不愿由俄国回来，知道这纯是俄国敌人编造，故能平静处之。我能对此一笑置之，应该算是有了进步。”

　　1937年初，蒋介石依然不能确定是否能再见到亲生骨肉。他在日记中写下：“我深盼儿子能回来……但是若要我牺牲国家利益，我宁可无后。”

　　蒋委员长没有承诺停止内战。此时，他的声望又告恢复，手上握有150万大军；空军虽然只有100架飞机，与日本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比起根本没有空中武力的毛泽东又强得多。由于听力障碍由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的陈纳德出任蒋介石的空军顾问。

　　2月间，莫斯科再次传唤蒋经国由史维德洛夫斯克进京，但是这一次要他带着家人及随身细软。工厂里许多同志来到斯维德洛夫斯克火车站，向他们认识的伊利札洛夫同志一家人道别，大家于寒风中在月台上唱歌、跳舞，举行茶会。蒋经国对朋友们宣称：“（苏共）中央派我到中国，以便把家父争取到我们这一边。”

　　镜头转到莫斯科，红军友人在伏特加酒和丰盛的菜肴助兴下告诉蒋经国，苏联会尽全力协助中国击退日本。最高潮是经国进见斯大林话别，谈话主题无疑就是迫切需要成立抗日统一战线。

　　3月初某个寒风刺骨的夜里，蒋廷黻大使接到使馆仆役的报告，有位中国客人到访，但是此人在未见到大使本人之前，不愿透露姓名。这位满脸笑容、两颊红润的青年访客进来后，立刻表明身份。蒋大使还来不及问话，经国已经问：“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蒋大使向他担保，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

　　1937年4月19日，苏联货轮缓缓驶进黄浦江，蒋经国伫立在甲板上眺望，芳娜抱着年仅两岁的孝文陪着他。岸上的工厂、船坞，远比经国记忆中来得多，污染越发严重。江湾岸边，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几艘军舰悄悄泊碇，灰色的帆布掩盖着舰上的炮管。

　　地方党政首长纷纷指责小蒋的工作作风像共产党

　　1938年春天，蒋介石接受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建议，派经国担任设在省会南昌的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以二十七岁的青年而言，这个职位似乎蛮高，但是鉴于他在苏联挣得的职位，他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的记录以及战事的需要，这并不算过分。

　　位于赣江旁的南昌是个工业、矿业城市，此时挤满数十万难民，一片混乱。经国一家迁入一栋朴实、舒适的房子，他立刻投入工作。

　　蒋经国在江西省的主要职责是做好政府工作。熊式辉特别为他在省会南昌设置一个保安处副处长的位子，期待经国这个年轻人仕途有个良好的开端，不必担负太多实质工作。不料蒋经国却全心投入工作。地方党政首长相当狼狈难堪，因为经国竟然在全省各地突袭访视。熊式辉办公室不久就涌进许多抱怨声浪，指责小蒋的工作作风像共产党。

　　熊式辉为了把蒋经国羁绊在南昌，成立“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并且把这位年轻的少将调为新兵督练处处长。经国在这个职位上，第一次得负责下令把一位逃兵判处死刑！他也制定若干新法令协助农村征募来的兵员，例如新兵在偿付旧债之前可以有三年的宽限期，地主必须继续把土地放租给士兵家属等。

　　蒋经国因为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的集会上演讲，本人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而招来嫌疑。连蒋介石也接到报告，指控经国过分热心、采取左派做法。戴笠奉蒋委员长指示，召见安徽省“忠义救国军”（戴笠控制的另一个安全组织）负责人文强少将。文强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和蒋经国年龄相若。戴笠告诉他，蒋委员长要他定期和经国谈话，讲解中国国内政情，儿子才不至于受到共产党影响。此后一年半的时间，文强每个月和经国见面一次。

　　蒋经国和文强见面时很注意聆听，借此机会了解国民党内各个派系以及重要人物之习性、底蕴。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依然影响他的思想，他经常以“大资产阶级”来称呼孔祥熙、宋子文这些宋家姻亲。后来他接受建议，在谈及知名人物，尤其是亲戚时，不再用这种说法。不过，据文强1995年9月26日在北京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的说法，蒋经国从一开始就不想借用他父亲的婚姻关系带来的方便。文强也必须提醒经国，不要对苏联迭有好评。文强每次和经国谈完话，都做下笔记，呈交戴笠，戴笠再转呈给蒋介石。1949年之后，文强决定留在中国大陆，这里头意味着当年他颇有可能把报告也送交延安。

　　江西南部山区的章水、贡水合流，成为赣江，就在两河汇合处有一块平原，赣州城在此矗立。经国一家抵达时，赣县人口大约十万人，城里一条大马路南市街，两旁是经年累月炊烟熏黑了的砖房。黄包车在石子路上颠簸，街上还有一座九层宝塔。

　　蒋家住到俯瞰赣州城一座小山上的西式洋房。蒋经国的新职是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这块统称赣南的第四区，涵盖整个江西南部十一个县，人口约两百万。这块地区长久以来受到桂系军阀和地方土匪的控制，非常贫困落后。

　　蒋经国邀请几位过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到赣南专员公署帮忙。其中之一是黄中美，中大同学认为他曾经替苏联特务机关当内线。黄中美出任经国的主任秘书，兼负成立情报网的任务。周百皆和俞季虞两个中大同学，出任科长，另一位同学徐季元则担任缉烟科科长。自称曾被下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的旧托派分子屈武，也到赣州任职。同时，蒋介石命令他在黄埔军校的得意门生胡轨，也到赣州辅佐经国。蒋经国指派胡轨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事长，日后胡成为小蒋亲信股肱。

　　蒋经国奉派行政专员新职之后，立刻有系统地遍访辖区各个角落。他每天走八十公里，不久就走遍一千五百公里，到处与农民、商人、公务员、文艺人士和难民交谈。可是，所到之处并不是人人都欢迎他。傲慢的地方士绅难掩轻蔑之意，对他疑心十足。奸商不理他，照样经营赌场、鸦片馆，深信已经打点好的贪官污吏会保护他们。乡间强盗拦路行抢，各姓宗族不时互相械斗，老百姓久经欺凌，已经心如死水、漠不关心。

　　蒋经国认为恢复地方治安是第一要务，定下为期一年的“扫荡行动”。熊式辉应他之请，把赣南已有三千兵力的保安队再扩编；经国另外又成立一个有六百名兵勇的自卫队。不过，他对付土匪是剿抚并用。有一天，他率领几个随从，不携武器，只带几瓶好酒，亲到崇义山区找土匪头子周盛连。周某有如水浒中人，以拦路抢来的钱赈济地方穷人。周某告诉蒋经国，是地方上的贪官逼得他走上梁山，落草为寇。酒过数巡之后，蒋经国提出过去一切罪行既往不咎，请周放弃不法行为，跟随他一起做好事。周某大受感动，同意只要经国在赣南做行政专员，他一定不为非作歹。总共有三十四名土匪头子接受招安。据报道说，到了当年年底，共有五百四十一名土匪自首，经国指挥的各路警力也逮捕了两千两百四十六名盗匪，处死若干重犯。

　　蒋经国认为要降低犯罪率及减少盗匪，关键是肃清烟、赌、娼。夏天时，他宣布禁绝吸食鸦片和赌博，“绝不宽贷”。两名地方官吏的太太打麻将赌钱被抓到，被罚跪在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两天。

　　取缔娼妓可就更不容易。赣南十一县共有一百五十家妓院，六百八十七名注册公娼。传统上县库收入有相当比重来自向妓院课税。虽然如此，蒋经国还是在1941年取缔娼妓，安排公娼转到工厂做工，征收妓院税的单位也予以裁撤。据当地一名研究人员说，到了当年年底，赣南地区妓院已销声匿迹。

　　蒋经国又颁布命令，各种地租一律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引进耕者有其田政策，在佃农土地上成立示范农场，并且把荒地放给贫农耕作。贫农领耕荒地，要分期付款。两年之内，农业生产上升百分之二十。小蒋推动这些改革时，“与地方既有体制———如地主士绅，军队和党部要员，几乎完全没有关系”。他努力要终止地主和“地方恶霸”加诸农民身上的许多压榨行径。（文汇读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