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某地“地铁警方给乞丐排行示众”引起舆论风波后，新出台的《佛山市城市容貌标准》规定：“广场、车站、港口、码头、人行天桥、体育场馆、剧场、公园、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无人员乞讨、露宿”等。虽然没有全面禁乞，但此令一行，意味着所有乞丐将被赶出佛山。
虽然不少城市都在禁乞限乞，但限定禁乞的地段都很有限，上海也只是在地铁才对乞丐那么严厉。试图全面地封堵乞丐，“雄心勃勃”地将乞丐赶出城市，佛山是第一家。以维护城市环境和形象的名义驱逐乞丐，咄咄逼人地欲赶走所有乞丐而后快，这样的自私、狭隘和粗暴，为现代文明所不容，不仅无法树立自身的形象，而且会让一座城市蒙羞。
克制对乞讨者的不舒服感，是一种现代文明。城市人要有这样的文明，城市的管理者更须有这样的克制：克制那种看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人和事，就必须立刻将其清除和驱逐的冲动。
乞讨者在城市的公共场所流浪乞讨，这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很多城市出台禁乞限乞规定，理直气壮地所依赖的，就是这种多数民意。无庸讳言，我也不喜欢看到乞讨者，无论是在地铁上还是广场上，他们的穿着让我感到不舒服，他们的行为让我感到难受——但是，我对乞讨者的感受，也就是止于这种不舒服，并没有产生“因为让自己的感官不舒服，就得呼吁管理者将他们赶走”、“就对他们恨之入骨，欲驱之而后快”的冲动。
只要乞讨者没有侵犯你的权利，没有强制乞讨，没有坑蒙拐骗，没有人身侵害，没有对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形成“直接且明显的危险”，就应该容忍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衣衫破烂、举止不文明，只是让你不舒服，只是影响了你的观感，带来了很小的不方便——身处相对优越位置的城市人，应该容忍这种不便、克制那种不快感。如果同情他们，恰巧身上有零钱，可以给他们施舍一点；如果觉得他们不值得同情，可以拒绝施舍；如果厌恶他们，可以不理会他们。这些表情，就足够了。
你容忍和节制的仅仅是这种不舒服，可是，乞丐获得的，则是一个生存的机会。有些人义愤填膺地说，有些乞丐的收入比白领还高，根本不值得同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有善意的理解，不要将个案当成普遍，将所有乞丐都看成“高收入群体”，而应该看到乞丐多数是弱者和穷人的现实。有些人充满愤怒地称，他们多数都是职业乞讨者，不要助长这种不劳而获——且不说“多数是职业乞丐”是未经调查的判断，即使是以乞讨为职业，又如何呢？这种放弃了自己的尊严流落街头乞人施舍的职业，古以有之，它虽然没有常见的职业那么正当，却也不违法。
还有极端者说那些乞讨者都是坑蒙拐骗者，这就更是污蔑了，公安部刚发布了一条新闻称：“随手拍”解救乞儿行动所拍，基本无被拐者。警方的提醒充满人文关怀：不能让爱心廉价支付，更不能让无辜者心灵受伤。社会需要爱心，同样也需要尊重。
不得不说，很多城市人对乞讨者的愤慨，都源于不舒服感而产生的排斥冲动，处于优越位置的城市人应该节制这种冲动，应宽容弱者，对他们的生活状态有一份怜悯之心。不错，确实有人利用公众对孩子的同情而干些坏事，但我们不能陷入那种对这个群体的全面污名化和妖魔化，而谨小慎微地想到另外一种可能。有个警察朋友讲过一个故事：1999年某天，一个失足妇女被传唤到他所在的派出所，该女央求警察派人照看一下她出租屋的5岁女儿。旁边有人劝他：别听她鬼话，兴许又是骗人博取同情心的。他说：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到她屋里一瞧，果见有一女童独自在玩一张五十元纸币，女童告诉他：叔叔，妈妈说她收的这张钱是假的，只能玩不能用。
听了这个故事后，我对这个警察肃然起敬，这份对弱者的关怀让我感动。相信了她，最坏的结果，只是被骗了一次；可不相信她，最坏的结果，则是一个小女孩会关在家里甚至被饿死。这样的惨剧是发生过的，血淋淋的，让人永远无法释怀。2003年，长年吸毒的成都妇女李桂芳因偷盗被抓，后被送去强制戒毒。李桂芳被抓后，曾多次哀求抓她的人去救出被关在屋里无人陪伴的女儿李思怡，但都遭到拒绝，导致其3岁幼女李思怡被困家中活活饿死，直到17天后才被发现。那一幕让人永远无法释怀，从尸体姿态来看，小思怡死前因饥渴、孤独和恐惧、绝望而有过极为痛苦的挣扎，小脚已经踢肿了，门上留有数道细细的血痕，是她在找吃的、找妈妈。
幼女被活活饿死，每个相关者都不能幸免于罪。为什么要克制对乞讨者的不舒服感呢？他们一样，都是弱者，也许，你反感你讨厌你驱逐的乞丐，他的背后就有这样一个家庭。对弱者和穷人，理应保持这样一种怜悯和同情，想象对他们最坏的可能，宽容他们，不要把他们逼上绝路。
官方对待乞讨者更应该有这样的宽容，站在中立者的位置对城市进行管理，而不能迎合本地人的那些不合理要求，驱逐乞丐这样的“外来者”。前段时间，某地地铁对乞丐进行排行示众，引发很大的争议。听说此事引起当地领导的高度重视，批示称地铁警方不应该这么做。政府这种中立的态度，很值得赞赏，佛山市政府需要学习这种态度。乞丐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群体，他们不会上网到微博里表达反对，地方政府不能被那种片面、自私的民意所绑架和裹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