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公司每年都有10%的工资增长,但感觉根本追不上物价,现在中午吃个饭都要近20元。”周炜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房租每月1500元,吃饭2000元,再加上水电交通什么的,一个月的收入也就所剩无几了,根本没有闲钱再搞其他消费,“有时候再赶上个同学同事结婚啥的,份子钱都快拿不出来了。”(8月20日《人民日报》)

如今,CPI增幅已经回落到2时代,负利率不再,而且今年上半年的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跑赢了GDP增幅。按理说白领们的荷包不再羞涩,他们应该成为城市消费的主力。京城白领的消费尴尬,很自然地让人联想,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可能更加糟糕。在中国,高收入人群毕竟是少数,故而北京白领的消费尴尬其实映照出中国社会的内需困境。

投资不振,出口下滑,消费不举,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集体哑火,经济下行的压力可想而知。宏观经济学的规律,和经济下行的趋势是吻合的。但在民生层面,通胀消弭却并未带来收入的实在增长,却是公众最为不解之处——通胀来袭,民生困苦；通胀离去,民生多艰。宏观经济下行,所形成的惯性压力,传导至基层民生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会不绝如缕地到来。而这一切,都会体现在居民收入的减少上,居民收入减少,内需更加萎缩。宏观经济与民生现实的连锁反应,将会形成一个恶质化的经济怪圈,深刻影响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国计与民生。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商品质量事故频发,一些中国商品丧失了市场公信力。以奶粉为例,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之后,国人对国产奶粉的市场信心一直没有恢复。网购洋奶粉,成为很多家庭的选择,即使是国内市场的洋奶粉品牌,也纷纷涨价。在此情形下,国产奶粉的市场境遇可想而知,由奶企更影响到奶农,多米诺骨牌一样地造成了整个产业链的失守。

还有,中国内需的最大困境是房市挤占了不多的国民财富。那些在房市泡沫中变成房奴的工薪阶层,将在10-30年内忍受了工资全付月供的煎熬。房贷压力之下,哪有闲钱去消费其他商品?股市走熊,期望在股市赚钱的散户们也大多被吸金而看不到希望。

拉动内需,破解中国市场的内需困境,是个系统工程。提高工资收入,涵养中产阶级阶层,打造稳定型的金字塔社会结构,是提振内需的社会经济基础。促进产业升级转型,提高国货产品质量,是破解内需的市场诚信根基。优化财税体制改革,降低奢侈品出口税费,是引导外需转内需的必要之举。“铁公基”式的投资会带来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出口提振经济增长也要看他国脸色,只有内需是中国社会稳增长的安全动力。13亿人的消费力是宏大的,但如何让这宏大的内需潜力激发出来,是决策层亟须思考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