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两种说法

1893年秋，柴可夫斯基完成《第六交响曲》（《悲怆》），10月28日在彼得堡亲自指挥首演。11月6日，柴可夫斯基猝然逝世，官方报道死于霍乱,长期以来这已成为定论。直到1980年，从苏联移居美国的学者奥尔洛娃向传统结论发出挑战，论证柴可夫斯基是因同性恋问题被一个半官方司法机构非法判决服毒自杀的。

奥尔洛娃的证据来自审判柴氏法庭的公诉人雅科比之遗孀。雅科比当时是参议院总检察长，也是柴氏在彼得堡法律学校的同学。据雅科比夫人说，1893年10月，她丈夫收到贵族图尔莫尔公爵写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控告信，控告柴氏引诱其侄搞同性恋。公爵要求雅科比将信呈交沙皇。同性恋当时在俄国被视为犯罪行为，应坐牢或流放。雅科比考虑到沙皇非常推崇柴氏及其音乐，若公开此案将给皇室带来耻辱，故未将信呈交，而是擅自决定由原法律学校的8名同学组成荣誉法庭审判柴氏。10月31日，柴氏出庭受审，最终被判服毒自杀，以挽回彼得堡法律学校及沙皇的声誉。法庭为他提供了毒药，柴氏服毒后于11月2日病倒，6日逝世。11月7日，彼得堡各报报道了柴氏死于霍乱的头条新闻。

雅科比夫人曾答应丈夫保密，但到晚年不愿带着负担去见上帝，于是将事情告诉了好友沃伊托夫。1966年，奥尔洛娃为研究柴氏作品，结识了在俄国博物馆供职的沃伊托夫。她对作曲家的热衷感动了沃伊托夫，后者便把柴氏之死的秘密讲给她听。奥尔洛娃移居美国后将这骇人听闻的发现公诸于世，最初在1980年的纽约《新美国人》抛出爆炸性文章，随后又发表系列作品——《柴可夫斯基：最后一章》、《生与死的秘密》等。

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着柴氏之死的争论首先在美国展开。1981年2月，美国音乐教授施皮格尔曼于美国《真实》杂志撰文支持奥尔洛娃的观点。半年后该杂志又发表别尔别洛娃等三人合作的反驳文章，认为当时俄国不少人有这种行为，但构不成犯罪，柴氏不会为此自杀。

英国音乐理论家、柴氏四卷传记的作者布拉乌恩也同意奥尔洛娃的观点，并援引1980年版格罗乌娃编《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中的论述：“毋庸置疑，柴氏死于自杀，但自杀原因不能确定。喝生水患霍乱而死的说法纯属臆造。”

西方开展的讨论引起苏联的回应。苏联评论家柴可夫斯卡娅在《新世界》杂志进行驳斥。苏联学者波兹南斯基在美国杂志《19世纪音乐》上刊登持同样观点的长文，就柴氏是否存在自杀动机作了分析，认为他“一生除了那段短暂婚姻外，从未由于自己的异常感到痛苦，他生活满足，没有促使他自杀的因素”。

1993年柴氏百年忌辰，围绕着其死因的争论进入了白热化。英国教授布朗推出传记新著《难忘的柴可夫斯基》，观点与奥尔洛娃一致。他历时16载，检索了5000件相关日记与信函，并搜集到大量证据。与此同时，已移居美国的波兹南斯基在英国出版《柴氏之死》，坚持传统结论。

苏联时期的主流媒体称，制造自杀论是别有用心，必须彻底批驳。而当今的俄罗斯学界早就摆脱思想桎梏，奥尔洛娃的论证已成为该研究课题的重要依据。

个性及感情经历

本文试图根据柴氏个性、经历及当时情况，分析其死因，力求接近历史真实。

柴氏天生敏感，14岁痛失慈母，变得忧郁和乖癖。他曾热恋一位意大利女歌唱家，但她嫁给了别人。此后他成了同性恋者。流言蜚语令他烦恼，亲人们便劝他结婚，他只好同意。不久，1877年春他收到一封情书，当时他正创作歌剧《奧涅金》，被达吉亚娜致奥涅金的信所感动，他以为写信人是自己的“达吉亚娜”。接着信又来了：“没有您我就活不下去。”他被这句话震撼了，就去拜访那姑娘。两个月内完婚，婚后才发现妻子心灵空虚且俗不可耐，憎恶之情与日俱增。他逃到彼得堡，大病了一场。原来他的妻子早就患有精神病，后被送入疯人院。

痛苦与绝望几乎把他吞噬，是他的资助人、富孀梅克夫人从物质和精神上拯救了他。他感动地向她表示：“今后我写的每个音符都要献给你。”

早在1876年，钢琴家鲁宾斯坦见梅克夫人喜爱柴氏作品，便请她资助这位穷音乐教授，她慷慨允诺。柴氏和赞助人开始通信，但相约永不见面。在书信往来中，他们彼此敞开心扉，心灵相通，友谊发展为爱情。尽管她十分真挚热烈，而他却坚持维护精神之恋。

1890年，梅克夫人突然与他断交，他犹如遭到雷击，从此陷入痛苦深渊。有人怀疑，梅克夫人是否由于得知了他是个同性恋者而断交？这一推测不无道理。

一触即发的自杀因素

持传统结论者认为，柴氏创作力旺盛，事业如日中天，享誉世界，不存在自杀因素。而事实并非如此。他生性忧郁，经常悲观厌世。1875年，他在致弟弟的信中写道：“整个冬天我心灰意冷，甚至陷入绝望，期待死亡。”1877年，为摆脱不幸婚姻，他曾跳入莫斯科河。1887年3月，他留下一字条：“要成为正常人，我该怎么做？”柴氏为不能克服自己天性上的毛病而苦恼。他一生最快乐的时期是同梅克夫人亲密神交的14年，她的绝交对他是个毁灭性打击。虽然1892年法兰西学院选他为院士，剑桥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但所有这些都无法医治他的内心创伤。

在巅峰之作《悲怆》里，他将自己所有的痛苦、悲哀、无法解脱的矛盾以及曾经渴望的幸福，全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最末乐章是首安魂曲，寓意向人世告别。

这位善良多情、备受民众爱戴的音乐奇才，同时又是为当时社会所不容的同性恋者，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他自尊心极强，隐私一旦被揭露，肯定不愿活下去，更何况迫于压力呢。他多次有轻生念头，梅克夫人与之断交后，他一直处于忧伤中，自杀因素增多，而且一触即发。

　 霍乱之说漏洞百出

　　自柴氏逝世之日起，人们对官方的死因报道便产生怀疑。

　　疑问一：霍乱是传染病，患者需隔离，病人死后要用金属棺材密封。而柴氏患病期间不少人前去看望，临终时有亲属在场，死后遗体停放两天供凭吊。作曲家李姆斯基·科萨科夫就十分吃惊：“多么奇怪，柴可夫斯基死于霍乱，但人们却可接近遗体，甚至有人吻他的头和脸！”戏剧活动家佳吉列夫也提出同样疑问。针对人们的怀疑，《彼得堡日报》解释道：“由于柴氏不是死于霍乱，而是血液感染，故无传染性，其灵柩还将继续开放。”这岂非自相矛盾？

　　疑问二：《新时代》根据死者亲属和医生提供的材料报道，11月1日晚，柴氏和弟弟及友人看戏后，到涅瓦大街莱涅拉餐厅进餐时喝了杯水，次日患病，医生认为正是这杯带菌的生水使他感染上霍乱。随后他弟弟在《新时代》撰文，说那杯生水是11月2日中午在家喝的，与前种说法不一致，而且不合逻辑——病情不会在短时间内达到无法救治的地步。另外，据同时代人回忆，莱涅拉餐厅是彼得堡名流经常出入的高级场所，餐厅的饮用水都经过煮沸消毒才送上餐桌，柴氏不可能因此感染霍乱。何况1893年11月初彼得堡的霍乱高峰期已宣告结束，一直患有胃病、非常重视饮食卫生的作曲家，怎么会轻而易举染上霍乱？

　　悲惨结局

　　相互矛盾、漏洞百出的背后必有难言之隐。其实道理很简单，官方极力将真相隐瞒起来，好让死者不致蒙受羞辱。官方作出死于霍乱的结论，就能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和盛大追悼会，将他安葬在彼得堡名人公墓。若不隐瞒真相，作为有罪的人，他就会被草草埋在荒郊野外，甚至连他那些音乐作品也将受到影响。隐瞒这件“不光彩”的事，在当时便能保住他的声誉。

　　柴氏的不幸是生活在保守落后的时代，使他似乎成了罪人。如今同性恋只是个性取向问题而已，何罪之有？社会在进步，柴氏的死因也应寻回真相。

　　奥尔洛娃的论证比较可信。这里就柴氏自杀的被迫性质再补充点证据。《悲怆》将脱稿，8月24日他给出版商尤根松写道：“我一生从未这么满足，这么骄傲，这么快活，因为我确实完成了一部佳作。”指挥新作首演后，他十分兴奋，想再作修改，并准备12月去敖德萨。是一个突发事件打断了他的计划，打乱了他的生活，逼他走上绝路。

　　柴可夫斯基之死可能是世界音乐史上的最大悲剧。